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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活动中的利利晚于义利对立 在提供信息时，如何面对正义与利益之间的冲突，是员工面对该机构业务活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怎样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 已成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在现实服务活动中, 普遍看重的是“利”, 而轻视的是“义”, 所以, 社会对中介组织出现了“诚信危机”。本文就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如何看待“义”和“利”的关系, 特别在两者发生冲突时, 如何取舍略陈管见。 一、 义利观、德财兼顾 “义”, 一般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众的社会道德准则。《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之义”, 即思想和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要求。“利”, 主要是指人们切身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功利。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自古至今, 人们都希望这两者能够有机地统一起来, 能在不违背社会公德规范的前提下, 正当地牟利赚钱。其实, 人生追求总体上就是追求义与利或德与财这两方面的东西。作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 应该在“义”和“利”的 追求中, 坚持“以民众为本, 以服务为主”, 全面打造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职业形象, 做到“欲谋利, 先思义”。这个“义”, 就是社会主义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廉洁自律、 公平竞争、保守秘密、敬业精业。在履行职责时, 注重社会效益, 遵守社会公德, 承担社会责任, 服务人民群众。“利”的追求要体现价值规律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中介组织为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 以降低交易成本, 付出了辛勤劳动, 必然要取得回报, 不能只让他们奉献, 不讲按劳取酬, 也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而危害国家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人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奉献, 而应是奉献与回报的统一。因此, 正确的做法应是义与利并举、德和财兼顾, 用正确的义利观、德财观, 鼓励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取得合理利润。 是重利轻义还是重义轻利, 是义利对立还是义利统一, 是见利忘义还是以义导利, 是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面临的道德困境, 尤其是在当今中介组织市场不太规范的情况下, 义与利的取舍, 对每个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 义与利、德与财相比较, 前者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对于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来说,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相当一部分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在权衡义与利、德与财时, 缺乏全面的视角, 片面地理解两者关系, 而忽略两者的辨证统一和互为依存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为义与利的结合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并赋予二者以崭新的内容。每个中介组织从业人员, 如果只有对获利和求财的欲望, 而缺乏对“义”和“德”的向往, 他将会失去宝贵的职业道德和信誉, 被市场所抛弃;当然, 如果一味追求“义”和“德”, 也可能失去市场, 成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 在亚当·斯密看来, “利己”是经济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利他”则是连接这一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的途径。而这一途径就是通过互利的交易行为。他指出, 在交易中, 经济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既不能强迫自己的交易伙伴, 也不能企望他们发善心, 他只能借助于交易将双方的“利己心”相契合, 使双方都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不论是谁, 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 他首先要这样提议, 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 同时, 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可见, 要想实现利己的目的, 必须以利他为手段。要想获利, 必须重义。只利己, 不利他, 就不可能获利。亚当·斯密充分肯定了“义”的经济功能, 这说明道德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助力, 而不是阻力。 在亚当·斯密那里, “理性经济人”只是一种假设, 即假定任何个人都充分理解自己利益所在, 并都能采取正确对策去最大化地谋取自身利益, 但实际上, 这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通过反复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发现, 由于人们通常都不可能获得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 并且, 任何个人的大脑思维能力都有限。因此, 任何一个人在一般条件下都不可能做到最大化地满足自身利益, 而只能有限理性地满足自身利益。而且在很多场合下, 人的行为还可能是非理性的。在后两种情况下, 当经济主体进行交易时, 各种不确定性大大增强, 也给各经济主体的决策增加了难度, 要想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就必须坚持义的原则, 必须有职业道德, 否则谁也别想获利。市场经济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以契约关系为特征的, 而契约的承诺本身就需要双方的相互信任。市场经济讲求利润的原则, 决定了各主体之间的交换合作关系必然要以互利为前提, 它要求各主体在相互交往中,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否则, 双方相互不信任, 合作无法维持, 交换无法进行, 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在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