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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与民主政道的缺失 19世纪中叶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承担起家庭和国家崩溃的责任，并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观念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 先前的“主打品牌”儒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者皆以其为标靶, 批判封建主义, 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引进打地基。但仍然有那么一群“顽固分子”, 不肯向主流形态低头。他们体认到现代与传统的勾连, 坚定地主张首先回归儒家文化的根本, 再从其中走出来。这便是所谓“现代新儒家”。在现代新儒家诸子中, 牟宗三是其体系的完备者。但从当下的情景和未来的可能看, 新儒家返本而开新外王的道路似乎越来越晦暗不明。本文即拟以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学说 (亦即牟的内圣外王学说) 为例, 反思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落空的深层原因, 以便更真切地体悟这一思想运动。 内圣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其基本意义就是极度“强调道德意识, 讲求道德意识、自我意识的自我体现”。用现代的术语解释, 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的实践做足圣贤的工夫。”通过道德的实践, 建立健全的道德人格, 并将其挺立起来。“内”意指“求之在我者”, 亦即“反求诸己”, 或孔子所谓的“我欲仁, 则斯仁至矣。”强调“不假外求”的自律之意。“圣”字意味着通过道德实践工夫“成仁成圣”, 通过践行道德、挺立道德意识使“人人皆成尧舜”。关键是德行合一, 光有道德意识而不施之以行动, 不能贯彻到日常生活, 都不足谓内圣。 内圣学说是与儒家的人性学说关联在一起的。内圣所以可能乃在于人之性善, 性善是其基础。所以, “心性之学”亦曰“内圣之学”, 此“内圣之学”亦为“成德之教”。“心性之学”就是由孟子开创而成儒家之正宗的性善论。牟宗三将儒家的人性学说由可分为三个传统。其中之一是《中庸》、《易传》所代表的进路, 中心在“天命之谓性”, 以天命说性。另一路则以孟子为代表, 中心思想为“仁义内心”, 以心说性。这两种进路是儒家心性之学的正宗, 但孟子至王阳明一路又是正宗中的正宗。牟氏认定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主体性和道德性, 惟有孟王一路的心性说才使这主体性、道德心落到实处, 道德的主体性才真正站立起来, 其他一切才能随之站起来。第三条进路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 都是从“生之为性”的自然之性方面说心性, 这是“类不同”之性, 完全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 所以是旁支。 传统的外王指“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 王道则以夏商周三代的王为标准。”“新外王”则是“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 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 (民主) , 下贯第二义之制度 (科学) , 之事功之道也。”在这两层中, 民主“是新外王的首义, 是新外王的形式主义和形式条件”, 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材料、内容”, 缺乏民主这一形式条件而孤立地讲科学, 不足称为真正的现代化。 在外王的开拓路径上, 传统儒家主张直接地开出。而以牟氏的看法, 这种“直接的延长”, 不仅只能落在“第二义之制度以及随之而生的附带诸义”, 外王“亦必转为与内圣对立。”故而, 传统中国始终只有“治道”而无“政道”, 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无“政权的民主”, 在政权的来源和更替上缺乏客观的制度化。所以, 由内圣向新外王的转出上, 必须有直接变为“曲通”, 即, 必得有一创造性的转化才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牟氏新外王学说最卓著的意义与启示在于他所主张的“创造性转化”思想, 以及围绕这一目的而提出的“良知的自我坎陷”与“理性的构架表现”。 “良知的自我坎陷”意即道德主体经自我否定而转出知性主体。良知不自居于超越地位, 自我要求, 落实到经验界, 转化为认知主体和政治主体之用, 开出科学的知识和民主的制度。 牟氏认为中国文化中理性 (超知性层次的实践理性) 的运用在其表现作用。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圣贤人格的感召、德化的治道和智的直觉状态。西方文化中理性 (非道德的观解理性和理论理性) 的运用在其构架表现, 即由对世界的认知而转向对知识的系统建构和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安排, 形成了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政道。中国现代化所遵循的道路应该是“转理性的作用表现为理性的构架表现”。 儒家文化的特质是对道德主体性的张扬。主体性和道德性是中国文化“一本性”之所在。在牟氏看来, 不维护住这个道统的根本, 则不能叫儒家;不能开民主与科学, 则不能叫新儒家。所以, 他返本开新, 由内圣下开民主与科学, 力求不偏废任何一端。但是, 如此这般理解的中国文化, 一步步向孟王心性学收缩, 不能不致使视野的褊狭。由道德主体定住的民主科学 (尤其是第一义的政道) , 是否还保留其普遍的特征, 自然令人怀疑。 在内圣一块, 它混淆了个人内在的道德世界和外在的公共组织世界。在个人空间内, 内圣是可能的。而公共组织世界所面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