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选举政治的农民实践及其影响.docxVIP

当代中国选举政治的农民实践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农业政治创造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出现不仅使选举政治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 而且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所创造的“海选”以及各种竞选模式对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机关选举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农民的自发要求下催生的农村党支部“两票制”直选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选举政治创新, 一些地方由党政主导的乡镇长直选试验也不同程度折射出农民对选举政治改革的影响。农民在选举政治中的种种探索和创造活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也展示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政治智慧和政治潜能。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一向被认为素质不高的农民在民主政治条件不足的农村所做出的一系列创造, 不能不使人们重新认识农民和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笔者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在选举政治中的创造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 民主参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现实功能 从农村选举政治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 使选举制度得以完善和丰富的种种创新活动基本上都源于农民的自发活动, 没有农民群众在民主实践中各种灵活的探索和尝试, 选举制度的完善和民主政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句空话。但农民的自发创造最终能否成功, 其普遍价值能否得以展示并成为真正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反应和态度。不仅各级党政部门是否认可和支持至关重要, 而且在此基础上试点、推广、加工提升和使之规范化也是其能否进入制度化轨道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农民在选举实践中的探索和尝试, 尽管其蕴含的基本精神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和方向是一致的, 但因其发端往往有某种偶然或者特殊因素而具有个案的局限, 或是其形式、操作等较为粗糙, 还不能作为制度生成的直接基础, 而需要国家层面必要的“加工制作”。因而, 能否实现民间与国家、下层与上层、自发创造与自觉规范的良性互动非常关键。没有国家政权的推动和引导, 没有各级党政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农民在基层的创造活动就不可能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层面, 也难以体现其内在价值。反过来, 没有基层社会丰富的实践和探索, 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便缺少支撑, 显得空洞和苍白。 事实上, 农村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表明, 农村选举政治在各个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无论是以村委会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 还是村党支部的“两票制”直选, 都是农民自发创造与国家引导、规范之间互动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层创造出来,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民实行自治这一做法, 从广西果作一隅到全国各地的仿效, 从各地自发模仿到有序试点和推广, 无不有着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许可、支持以及推动。而其作为公社体制的替代物被宪法确认成为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 进而颁行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实行则更是国家政权及其制度生成机制运作的结果。从法律规范角度来讲, 从酝酿村委会组织条例到将其提升为村委会组织法, 从村委会组织法颁布试行到总结经验修改后正式出台, 这一过程及其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已经远远超出群众自发活动的范围和能力, 其正是国家职能的体现。如果说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作为制度创新的原创意义更多地源于农民的自发创造的话, 那么“两票制”直选村党支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试点, 从一开始就有乡镇或者县级党政部门的积极参与, 是在村民自治开展以后干群矛盾、村级“两委”矛盾激化的背景下, 农民的民主参与要求增强与上级党政试图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农民日益增强的民主参与要求和因干群矛盾激化而不断集体上访的压力, 促使了乡镇党政做出整顿村级党组织和改革村党支部选举方式的决定。而乡镇党政部门通过派工作组进村调研、谋划解决方案等使农民参与选举村支书的民主要求转化为权威的、可以有效操作的选举村党支部的具体方式和程序, 农民对村党支部候选人的信任票成为党员进行支部选举的基础和必经环节。“两票制”试点的进一步推广和制度化无疑也与县、地以至更高层级的党政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不无关系。“两票制”的酝酿和推广表明, 农民民主诉求增强对基层党政的压力和各级党政部门对压力的积极回应是选举政治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在“两票制”之后, 乡镇长直选和乡镇党委“公推直选”等试点, 虽然较多地体现了市县层级党政部门创新的冲动, 地方党政部门在试点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其缘起也都不同程度地与农民的利益和民主诉求有关, 并非党政部门单方面推动的结果, 是地方党政部门较好地回应农民的民主诉求并将选举改革与农民的利益有效契合的结果。否则, 党政部门选举改革的创新冲动可能会因没有基层的积极回应而夭折。 农村选举政治发展中这种上下结合、国家党政与基层社会的有效互动表明, 选举政治以村级为起点逐级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