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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相邻不相容》中的不见与墙 《婚姻不相容》是祖母kusi的小说《日常无意识》（1999年）的开头之作。它讲述了与种族问题无关的故事。年轻演员罗伯斯和他的情人弗罗伦斯（f洛伦斯）去了伦敦郊区度假。然而，由于弗洛伦斯丈夫的“意外”，他们没有开心。相识的男女看起来很奇怪，成了朋友。多年之后,陌生人再度相逢,维系着“相逢不相识”的旧貌,而他们的孩子却快乐地相处,把父母之间陌生的“相逢”演绎成快乐的“相识”。西方评论界认为,《终日午夜》是库雷西小说创作的重要转折。转折之一是库雷西的作品从对青年的关注转向对中年问题的关注;转折之二是库雷西“越来越少地指向人物的颜色或者种族”,而更多地转向对人际关系的描写。(Childs:146)《终日午夜》中只有《女孩》一部短篇围绕亚裔英国人物展开,即便在这部以亚裔人物为主人公的短篇中,族裔问题也“明显地处于边缘而显得不够重要”。(More-Gilbert:152) 《相逢不相识》的男主人公罗伯没有《郊野佛陀》中卡里姆·艾米尔那样明显的族裔家庭背景,小说里也没有明显的族裔文化和英国白人文化的对抗。但是,正如罗伯自己所言,“抹去我伦敦南部的背景很难”。族裔并不是陌生的唯一缘由,看不见颜色的世界依然有清晰可见的墙。墙把本来相识的人隔阻,耳朵紧贴在墙上也很难听清隔壁的声音,看得见的墙使相逢不相识的窘境更加凸显。看不见的颜色与看得见的墙,成为《相逢不相识》这部短篇中包罗万象的中国盒,打开这个神秘的盒子,亚裔英国小说的魔力就会徐徐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对比:“黑人”的存在背景 对库雷西而言,印度或者巴基斯坦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是一个连他的父亲都“从未回去过的国家”。(Kureishi,2002:1)库雷西的父亲来自印度马德拉斯富裕之家,二十多岁即定居英国并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就职,父亲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于1947年前后移居巴基斯坦,并因生意关系经常往返于伦敦。库雷西出生在伦敦南郊,母亲是地道的英国人,他家境富裕,教育良好,又在电影脚本、戏剧、小说方面好运频频,似乎族裔或种族歧视的话题离他很远。从理论上来讲,在英国出生并在英国长大的库雷西似乎属于法侬所说的“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天使的种族”。(霍尔:212) 然而,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库雷西深深地体会到,抹去乡村生活的印迹比较容易,而抹去族裔生活的印迹却很难。族裔生活的印迹总是“莫名奇妙地悬置着”,每前进一步都会增添无尽的烦恼。(Kureishi,2002:3)库雷西的小说有着浓浓的自传味道,他在《郊野佛陀》开头写下的话颇有深意:“我叫卡里姆·艾米尔,我是个英国出生英国长大的英国人,差不多是。”(Kureishi,1990:3)一句“差不多是”,把亚裔英国人的特别心态勾画得淋漓尽致。《相逢不相识》有着同样的味道。和库雷西一样,小说的男主人公罗伯已经离开伦敦南部的郊野,成为繁华的后帝国都市中令人羡慕的演员,他和昔日的旧友已经越来越疏远。在他的眼里,和他一起长大的人“块头大,嗓门大,喜欢炫耀他们的无知和粗鲁”。和儿时的伙伴相处时,罗伯尽量保持口音和过去的观点,可他毕竟已经摆脱了无名的世界,罗伯的踌躇满志让朋友们感到恐惧,演艺对这群乡下人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演艺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会被甩在后边”。和乡下人一样,乡村或郊野的生活印迹,在罗伯的都市生活中已经逐渐被淡忘。在罗伯眼里,旅馆派来迎接他们的司机是怪里怪气的乡下人,旅馆里像板状吊灯一样明亮的餐厅以及必须扎领结就餐的规矩都是小势利鬼们的把戏。 那么,小说中“抹去我伦敦南部的背景很难”意味何在呢?乍看起来,这和库雷西所说的“抹去乡村生活的印记比较容易”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伦敦南部是有“颜色”的世界。1955年,人类学家佩特森来到伦敦南部的布雷克斯顿,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一个映入眼帘的人都有和白人不同的肤色”。(McLeod:1)说伦敦南部的每一个人都有和白人不同的肤色或许有些夸张,但二战之后的伦敦已经不再是正统白人的世界,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48年6月22日,一艘满载着英国前殖民地公民的轮船“风奔”号(Windrush)在提尔伯雷登陆,所谓的“逆向的旅程”从此开始。用白人的视角来看,康拉德小说《黑暗之心》中所记述的白人溯刚果河而上的旅程是“正向的旅程”,那么,“黑人”涌向白人世界的旅程自然就是“逆向的旅程”。 由于1948年英国民族法案的实施,大量的“黑人”开始涌入英国,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黑人“缔造了伦敦的多元文化社会”。(McLeod:4)和美国黑人的概念不同,英国“黑人”并不单指非洲族裔的有色人种,而是指“由加勒比地区、非洲以及南亚人在英国的经历组合而成的‘想象中的群体’”。(Proctor:5)这个想象中的群体是包罗万象的,在正统的白人世界里,无论肤色如何,只要你不是白人,你就是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