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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治理治理失灵的一种新解释 在过去的20年中，人们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变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对社会专业体系（如经济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以及生活世界的潜在作用进行了探讨。这一转变从对治理越来越多样的理解中便可看出。诚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采用了“治理”的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所谓治理,意即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各独立个体的反思性自组织,这种建立在持续对话和资源共享上的自组织可以发展互惠合作项目,亦可以解决在此种环境中无法避免的矛盾窘境。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治理体系,在权力关系中不一定要做到完全对称,在利益分配中亦不必做到完全均等: 实际上,该治理体系基本上无视治理或者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目的。简言之,这一初步定义就是指相关人在面对复杂的相互依赖时的反思性自组织。 即使从这个最为狭义的定义来看,治理也有别于不协调的市场交换中那只 “看不见的手”,此种市场交换建立在各独立市场代理人对于个人利益看似合理的追逐上; 亦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高度协调的体系的 “铁拳” ( 虽然有可能是藏在 “天鹅绒手套”中) ,此种体系追求的是上层建立的实质性目标。(1)这种狭义的治理已经成为象牙塔中的学者、当今从业人员以及哲学家的研究热点,他们试图重新定义世界,甚或改变这个世界。这种治理作为新型的社会科学范式,一方面作为在日趋复杂的当今社会能够超越无政府市场交换和自上而下规划的种种局限进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作为可以在维护制度统一与社会和平共存基础上解决反复出现的道德、政治、公民问题的新方法,被众人顶礼膜拜。如今,人们越来越致力于探究好的治理方式并试图将之付诸实践。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治理的种种局限以及治理失败的附属性风险。 治理的现实意义 治理在反思性自组织这个层面上的定义并不新鲜。但是,在欧美战后的30 年经济繁荣期,这种治理方式的本质及其功能被忽视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混合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干预用来弥补市场失灵。此后,治理的概念被重新提起并被运用于诸多事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对于治理的关注是对社会科学中范式危机的回应。传统学科反映了19世纪现代工业社会的组成: 经济学关注市场,政治学关注主权国家,国际关系学关注国家间的现实政治,社会学关注公民社会。全球化—区域化挑战的不仅仅是国民经济、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作为分析研究对象的理所当然性,还有传统概念组合( 比如市场和计划,国家和公民社会,资本家和公民) 的关联性。于是,“治理”这个概念被引入,作为纽带以连接各学科,并提供新的理解方式。(2) 对于从业者而言,“治理”之所以富有吸引力,有以下几个原因: ( 1) 它为一些传统行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比如社团主义的合作协商。( 2) 它为混合经济中的国家计划危机提供解决办法,虽然这个办法既不全面又不是永久性的,同时也让极其涣散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势力更为清醒。( 3) 它还提供了日趋复杂环境中协商问题的解决方式。因此,正如弗里茨·沙普夫( Fritz W. Scharpf) 在谈及等级制度时所说的( 同时也适用于市场交换的争论) : “分级协商的优势已经消失在这个越来越密集壮大且相互依赖方式高速改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组织间或组织内、行业间或行业内、国际间或国家内的互动日益频繁,但却短暂。”(3) 第二,治理在各个领域的扩张是对社会复杂性急剧增加的现世对策,原因有如下几点: ( 1) 在随之产生的功能系统中,日益明显的功能差异与日益增加的依赖性结合在一起。( 2) 机构间界线的模糊化,比如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到底什么才能被视为是“经济的”。( 3) 空间界域的扩张和重新定义。( 4) 行为时间界域的日趋复杂性。( 5)身份的多样性。( 6) 知识和组织学习的重要性。( 7) 复杂性自身增强的属性,也就是说,复杂体系的自身运转会产生新的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又会产生新的复杂性。(4)这样的复杂性体现在面对全球化和身份认同的冲突以及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治理能力的担忧中。这就意味着,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且不能被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者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无政府状态立刻解决,由此推动了决策者在制度重心中就协调模式进行选择时转变态度。 第三,从哲学意义上看,治理作为解决私人和公共领域协调问题的途径已受到广泛关注。甚至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总是反映经济活动中公共和私人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如今,人们越来越致力于寻找能够摆脱国家干预同时仍能主导市场的制度设计和经济调控模式。政治理论家认为,治理是超越代议制政权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歧的有效手段,并且可以确保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信息资源和承诺的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同时拥有规范意义。这也是对不同协调模式的再评估,评估标准不再仅仅是经济效益和集体目标的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