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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财产权利研究 根据阿尔钦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词典》中提出的原则，所有权或财产权利1是社会严格执行的用于各种资源的权利。［１］（Ｐ７）国内有学者认为, 财产权利作为一种权利束, 本质上是通过政治制度、法律规定和经济自由规则对人们利益关系的界定, 包括对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客体拥有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四个权能, 并且权能的外延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扩大。［２］在法治国家, 私有财产权通常被视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之一。［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但是, 长期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概念模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关于农村改革有很多突破性表述, 其中,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由于改革力度大、作用范围广, 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 必将对我国“三农”事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 改革开放历程 为了赢得战略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 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入历史新阶段。那么, 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 为什么要在如此重大的决策中, 着重强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新一轮农村改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逊认为, 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改革, 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４］（Ｐ７）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 通过实行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农村经济, 还直接奠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 农村改革实现了粮食增收, 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村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 农村改革为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 对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毫无疑问,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从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始的。 上一轮农村改革形成的土地制度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但由此也形成了以土地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不协调、不健康、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５］当前,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新情况、新挑战。从城乡发展关系来讲, 长期以来, 在工业优先战略下, 农村以多种途径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贡献了大量积累资金、廉价土地和低成本劳动力, 最终不仅导致了“三农”问题的产生, 还诱发了涉及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的“新三农”问题。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急剧变化,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都明显放缓, 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增大。能否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 找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直接决定着本世纪中叶我国能否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 新一轮改革需要新思路、新思维。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 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近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 农村人口比例则多达65%;农村2亿多亩宅基地、18亿亩耕地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尚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如果不能有效盘活农村的各种资源资产, 不能大幅激发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 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难度将不断加大。为了再一次释放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 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深化农村改革就需要明确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 并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进一步界定产权、扩大权能, 允许农村土地以适当形式参与市场交易, 盘活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这类“沉睡的资产”。 强化农村土地财产权,加快城乡资金流动的城乡壁垒 随着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我国的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但众所周知,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市实际上充当了农村资源要素的“抽水机”,［６］人才、资金等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能够完善各种要素市场, 有利于实现资金、人才的城乡双向流动, 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农村资源要素流失加快的困境。 从人才市场看,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既可以让有条件的农民“弃地进城”, 又能吸引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发展, 真正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至2012年底,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已达2.6亿。毋庸置疑, 有相当比例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已经在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这些人返乡务农的意愿不断弱化, 并期待从土地退出中获得一笔在城市发展的启动资金。但是, 由于财产权利不足, 他们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