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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研究日本学者谈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状 2009年3月3日至3月6日，以金福英为主任的日本明治大学历史学者访问了中国北京。访问结束了国务院总委员会和北京大学，持续了4天。其间, 日本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中国考古学者及中国隋唐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并作了3场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从倭国、大和王权到律令制国家”、“酋邦理论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日本的《令集解》研究”。下面就3次学术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一、 日本古代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 吉村武彦是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明治大学院 (研究生院) 院长, 明治大学古代学研究所所长, 专业为日本古代史。吉村武彦教授对古代日本国家形成史和日本古代社会有深入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日本古代的社会和国家》、《律令制国家和古代社会》、《律令制身份集团的形成》、《古代天皇的诞生》、《古坟时代的日本列岛》、《日本列岛的古代史》等。 3月4日上午, 吉村武彦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题为“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从倭国、大和王权到律令制国家”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健研究员主持, 来自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在报告中, 吉村教授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 概述了他本人对日本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基本观点, 同时也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问题, 吉村教授首先指出, 近年来, 日本古代史学界关心理论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其原因之一是研究领域越来越分散, 加之木简等大量出土的文字资料使研究更加精细化, 对历史发展中普遍现象的归纳和理论研究变得更加困难。另一个原因是学者们对方法论本身越来越不关注。 吉村教授指出, 在理论研究方面, 已故日本著名古代史学家石母田正的《日本的古代国家》 (1971年出版) 一书依然有很大意义。在这部著作中, 石母田正强调“关于国家的研究, 不应当只从某种哲学式的原理, 而应当从经验科学的和历史分析的角度, 对国家的属性和各种职能进行概括”。在具体研究中, 石母田正提出, 不应从研究西欧型国家的各种理论出发, 而应从亚洲的日本古代国家的历史中, 来构筑日本古代国家的理论。在石母田正对日本古代国家的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观点是, 他认为古代国家形成时, 统治阶级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了阶级的集结。具体说, 石母田正提出, 在古代国家形成时, 存在着以机构组织和制度为媒介的阶级集结和以人身和等级式从属关系为媒介的阶级集结。 吉村教授指出, 石母田正的上述观点可以说是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统治和隶属关系形成的“两条道路”的观点进一步精确化了。这就是共同体的公共组织机构转变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第一条道路, 和从奴隶制等经济上的统治与隶属关系而形成阶级的第二条道路的理论。但是, 如果把奴隶制社会的形成仅仅限定为欧洲式发展的话, 那么, 恩格斯的理论就无法被视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因为在亚细亚, 家内奴隶制未必是生产的基础。不如说, 亚洲所走的是一条在政治上共同体的意志由共同体首长来体现的、通向专制主义的道路。因此, 石母田正提出的基于人身的、身份等级式的依附关系的社会构成, 或许更具普遍性。 吉村教授认为, 根据以往的有关国家形成史的讨论, 前述第一项的机构和制度的形成不用说是国家形成的一项主要的指标。因为它与“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不相一致的公共权力的确立”和“将人民按地域划分”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 上述第二项是作为第一项的历史前提存在的。也就是说, 是因为存在着以首长制为基础的、首长之间以及首长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身结合关系。 在欧洲式的发展中, 国家统治是在氏族制度瓦解之后实现的。但是在亚细亚, 在国家形成时, 氏族关系仍继续维持并发展。这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作出说明的问题。迄今为止, 日本的古代国家形成学说都是围绕欧洲的国家形成学说中的指标来展开讨论的。吉村教授认为, 应当从日本和亚细亚的具体的国家形成史, 而不是从西欧型的国家理论来重新构筑日本的有普遍意义的古代国家学说, 但这个课题在日本还没有被充分地探讨。 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吉村教授认为, 相对于根据血缘关系原理的氏族制度而言, 古代国家的特征, 第一是将人民按地域划分, 第二是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不相一致的公共权力的确立。 吉村教授在报告中还评论了日本考古学家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最近在日本的考古学界, 关于国家形成理论的探讨十分兴盛。导致这一讨论的直接契机, 是日本大阪大学从事日本考古学研究的都出比吕志教授发表的《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论序说》一文。在这篇论文中, 都出比吕志提出“前方后圆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