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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的丸山日升日升 27.2月，北京大学的严家燕教授给我打电话，说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已经晋升，于11月26日去世。我立即给丸山夫子松子写了一封吊唁信。考虑到岁末邮件多, 是特地托一位近日赴东京的友人带到东京去发的, 还附上二○○五年拍的一帧照片。 我们和丸山日升日升、丸山松子伉俪的友谊延续了二十年。实际上只见过三次面, 其间鱼雁往还, 有时打电话交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研究丛书》迄今共收了二十二部作品, 其中有三种出自日本学者之手:《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木山英雄著) 、《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伊藤虎丸著) 、《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日升日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 (丸山日升日升著) 。这也说明了丸山日升日升的业绩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 说实在的, 尽管多年来承蒙丸山日升日升先生签赠了不少大作, 如《一位中国特派员》、《至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等, 然而读得不精细, 难以对他的业绩做出适当的评价。好在中日两国的学者专家都会写文章纪念他的, 用不着我来临时抱佛脚, 班门弄斧。本文只写萧乾和丸山日升日升之间的忘年交。旅英七载, 萧乾与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结下弥足珍贵的友谊。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环境下, 这段跨国友谊以悲剧告终。福斯特长萧乾二十九岁。萧乾去世后, 我把福斯特的《莫瑞斯》译出, 分别在台北和北京出版了繁体字本和简体字本, 以缅怀故人。 八十年代初, 我曾陪萧乾去拜访过宫崎世民。一九五三年, 他把萧乾的《土地回老家》译成日文, 并将萧乾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为代序刊在卷首。这次, 他是托友协的人员联系萧乾的。这位老人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完全不理解, 坐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 不断地抱怨中国的变化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捉摸得出这位前日本友协理事长的心态。他欣赏的是喊着口号上街闹革命的中国人, 对粉碎“四人帮”之前的风风雨雨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 浑然不觉。我不愿意触怒他, 只在告辞时淡淡地说了句:“如果您身临其境, 就不会这么想了。” 若干年后, 偶然得悉宫崎世民先生已去世。手头仅存的《土地回老家》日译本 (鸽书房版) 早已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 我连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都不记得了。我很感谢老人家把它译成日文。这样, 日本读者在一九五三年就知道了中国有个萧乾, 不必等一九八六年我和铃木贞美合译的《皈依》和《栗子》在《早稻田文学》六月号上刊出。我还译了《北京城杂忆》 (见《文学论藻》第61号, 《东洋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0集, 国文学篇) , 也于一九八六年问世。 然而真正介绍萧乾, 有待丸山日升日升先生。他毕生的翻译工作有五种, 都是合译:《郭沫若自传》 (1967-1973) 、溥仪《我的前半生》 (1965) 、《鲁迅全集》 (1984-1986)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1992-1993) 、乐黛云《To the Storm》 (1995) 。他还译了《雨夕》, 收在《中国现代文学珠玉选·小说2》 (二玄社2000年3月) 。他在序中写道:“编此书的目的是给大学里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提供讲义、讲解的教材或参考资料。” 丸山日升日升教授带头介绍萧乾, 也有助于日本学者对我国其他作家的研究。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未带地图的旅人》的三位日译者联名送给萧乾和我一本《鲁迅和同时代人》 (汲古书院1992年9月) , 其中有江上幸子写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诞生的痛苦——一九三○年代的杨刚的梦和苦恼》。在第二段中, 她说:“自从在发生反右派斗争那一年去世, 杨刚这个名字已被忘却很久, 我们这些人大多是靠萧乾一九七八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初次知道她的。” 萧乾最后一次住院期间, 在病房里接受日本的老舍研究家杉野元子的采访。事后她寄来了一篇《老舍与萧乾》, 译成中文约二万字。在该文的末段她写道:“萧乾写了不少回忆录, 老舍没怎么谈自己就去世了, 所以本稿借着参考萧乾的回忆录来探索老舍的内心世界……” 下面谈谈萧乾和我与丸山日升日升、丸山松子伉俪结识的经过。 东瀛的初夏是怡人的。窗外明丽的蔚蓝色天空上, 一团团雪白絮云缓缓流动。那么悠然自在。我的心几乎随着它们飞回北京。1986年6月, 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了, 我翻开笔记本, 打电话向日本朋友们一一告别。御茶水女子大学的佐藤保教授对我说: “啊, 真巧。东京大学的丸山日升日升教授刚好在这里。他曾问起过你。我们以为你已经回国了呢。” 我结识佐藤保教授纯属偶然。1985年6月下旬, 刚到东京后不久, 我在东洋大学教授今富正巳的办公室遇见了新加坡大学的杨松年博士。这两位教授都参加了1983年1月13日到1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 我也陪萧乾前往, 交了不少新朋友, 他们二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受益匪浅。杨松年提起要去看望御茶水女子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