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艺术的两种文化精神.docxVIP

汉藏艺术的两种文化精神 汉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两个伟大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自1300多年前唐朝与吐蕃联姻和亲以来,共同的民族利益把两个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未间断过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渗透、互补、融合,同我国其他民族一起为缔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问题出的思维方式:藏传佛教是藏族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相对西方严格的写实主义绘画,汉藏艺术同为主观表现的东方艺术。但是,汉藏两个民族毕竟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所以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精神都有各自的特点。 台湾学者徐复观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汉族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实的性格,是“在人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汉族的文化精神自秦汉以来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儒释道三者相融合的一种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指导思想是孔孟的儒家哲学和老庄的道家哲学(魏晋之后佛教东渐,加强了老庄哲学的理论体系)。这种哲学总是把美与人、自然与社会放在一起来思考。它既是自然观,又是社会观、人生观。决定了汉族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是经验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注意直接把握方式。同时,也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特点—— 一方面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又想保持自己人格的超越性、独立性,以避开人世的污浊,或说是自命清高。佛教文化自魏晋传入到宋元后逐渐被同化世俗化,其结果是东方禅机悟性尚在,宗教性减弱。肯定个性、注重自我的人文精神决定了汉族艺术发展的道路。 从汉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商周青铜艺术强烈森严的宗教气氛是为了神化奴隶主阶级,并对广大奴隶造成精神威慑,《司母戊大鼎》的出现,证明了青铜器的庄严与神秘。秦汉时期的阿房宫、长城、兵马俑、石刻群像、帛幡画“引魂升天”图等反映了秦汉艺术对自然的征服气概。魏晋时期由于佛教艺术的传入而受西域画风及其他民族风格的影响,汉族在人物画中重视神情性格的刻划,这在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顾恺之的《洛神赋》里所画人物形象也说明魏晋艺术对生命意识的觉醒。唐朝的艺术空前繁荣,强烈的享乐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气蔓延。五代《韩熙载夜宴图》的艺术成就,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文人画的大量出现,到明清时期“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人欲”张扬、肯定个性、注重自我,文人画成为汉族文人雅士的专利,成为中原汉地独特的艺术,从而走向了顶峰。 回顾藏族的历史,走过的却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佛教从印度、汉地传入藏区,经过长期的佛苯斗争、渗透、互补、融合,最终形成藏传佛教。藏族社会由奴隶制专政向封建农奴的政教合一制过渡。藏传佛教渗透到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藏族唯一的精神支柱。其主张虚无神秘的宗教精神成为藏族文化精神。 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具有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地位。其哲学内核是主观唯心主义,重内悟,提倡“般若”智慧以体悟佛道。其核心思想就是宗喀巴所提倡的“缘起性高”,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认为现实人生的一切皆苦,万物皆空,万法皆空。这种否定是对世间一切和现实人生价值的否定。藏传佛教给人世间一切想摆脱苦海的众生开了一张方子——即佛教的解脱观“涅”。即宣传相信人畜灵魂的轮回转世。这种因果报应渗透一切,制约一切,谁也无法幸免。因此,要修成正果,彻底摆脱这种轮回。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世又一世地按照佛教的崇高教义过日子,然后这样的一个生灵便从循环中解脱出来,进入到“涅 ”的境界——修习熄灭生死轮回而达到神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理想。藏区信教不像汉族地区将宗教世俗化,而是将世俗宗教化。藏传佛教宣扬消极的出世思想,使藏民反人性重佛性,重集体意识,重宗教情感。因此,我们纵观高原藏族地区的艺术,形而上学与辩证的藏传佛教思想贯穿始终,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作为某种教义的图解或仪规的道具为佛教服务,而其所体现的一般艺术精神比较少,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一种特定的信仰、理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观念的产物。 二、 色彩与美学思想在绘画艺术中的表现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和地理上的紧密相连,汉藏两民族间的交往和团结,使得中原汉地和高原藏地艺术具有相同之处,比如都注重主观表现。在艺术表现上既不完全具象,又不完全抽象,追求似与不似之间,不注意对光线,明暗,透视,比例,各种素描调子,色彩学等的研究,而重视意境的创造。擅长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在透视中运用散点透视。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一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没有鲜明的色彩,没有明暗色调,画中人物虽只用寥寥的笔墨线条描绘,却无不意态生动,在透视上采用了散点透视,边走边画,边画边看,将当时首都汴京清明节的繁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