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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遗产保护与国际接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 遗产保护实践对原真性概念的把握 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遗产保护和使用已成为遗产管理的中心主题。遗产属于“创造的遗产”(creating the heritage),是现代技术与现代政治共谋的时代产物,遗产融入了“主观的、描述的和解释的经验”,对遗产的界定、认识和解释或多或少地会带上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阴影”,造成这种情状的始作俑者即是“权力话语”。 “原真性”是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核心,但它也一个有争议的、建构的概念,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和地域文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遗产和原真性的建构特征已经被许多遗产地的实践所证明,例如作为国际遗产保护指导的《威尼斯宪章》,其普适性就因各国、各地区的实践差异而遭受挑战,西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保护的内涵、原则等做出调整。 对于中国而言,遗产概念、原真性概念、遗产保护及管理体系都是舶来品。中国遗产保护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没有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其加以操作细化。中国目前的遗产保护系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体系,保护实践的直接决策权属于地方政府,遗产保护实践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原真性的理解和意志表达,原真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概念。以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遗产的原真性,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出“原真性”概念具有的社会性和动态特征。 宏村是中国文化遗产原真性实践的一个典型例子。地方遗产保护规划、管理政策等,将国际层面的“原真性”直接作为政策内容,对原真性的理解僵化而局限,由此导致的管理僵化及保护失效,一度使宏村遗产保护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对于宏村和其他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原真性概念的贯彻、执行为主线,通过对宏村遗产保护规划管理的评估、实施过程及效果分析,剖析中国遗产保护与国际遗产保护指导的关系,探讨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下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建构过程,寻求遗产地保护困境问题的根源,反思中国遗产地、古城、历史城镇等保护规划的当下理念,引导其向正确的道路回归。 2 理论背景 2.1 原真性的提出和历程 “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遗产定义为“过去人类所创造,由现代人类继承并传之后世,具有独特和普世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遗存”。遗产的意义是人为赋予的,随着人们的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遗产的概念和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地域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它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概念,而是与自然、人文、经济、环境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遗产是一种资源再利用,在现代社会中,遗产已经被越来越商业化了,遗产正被改造成用于出售的产品和体验,成为现代娱乐消费的一部分和产业部门。 “原真性”(authenticity)是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有着时变性、多样性、相对性等形态特征,往往是主观的、建构的以及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原真性”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931年10月在雅典召开的“第一届历史性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这为以后国际宪章中关于遗产保护原则的内容奠定了基础。“原真性”以概念形式明确出现在文件中,最早是在1964年意大利政府举行的“第二届历史性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宪章》并没有对“原真性”概念进行直接定义,但已将这个概念融入到了初步的操作层面。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原真性和完整性进行了发展和实践性指导。 由于《威尼斯宪章》及之前的《雅典宪章》都诞生于欧洲,是基于欧洲文化特性的遗产保护。因此,当被用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国家时,原真性的概念暴露出局限性,国际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例如《威尼斯宪章》中的遗产文化载体是以欧洲为中心、遗产类型着眼于静态遗产、主要针对石质建筑遗产、原真性没有考虑更大空间中事物的联系等。在原真性受到质疑之后,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奈良文件》,在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基础上,对《操作指南》中的原真性检验条款、定义和评估遗产原真性的大量复杂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通过整理已有研究成果,原真性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两个维度的内容:维度一,“原真性”的内涵具有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内容;维度二,原真性保护早先是对“某历史时期遗产”的保护。 2.2 个体/个体个体/国家国家的权力特性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或称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是一种试图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范式的研究理念。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现象;“社会事实”基本上是人们经由特定过程建构出来的,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并关注变化中的权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