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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字》的二元对立结构 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红与绿的比较，以及罪与罪、魔鬼与天使的对立与转化，但这些都是文字的表面特征，易于被感知。而对于隐藏在这些表面对立之下的更深层次的二元对立叙事及其根源则需要进一步的挖掘。本论文将从言说与失语、身体与灵魂、启蒙理性与浪漫情感三个层面对《红字》的深层二元对立叙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一、 话语的力量:自我塑造与所统领的自我内 言说与失语是《红字》至今尚未被人关注的一组二元对立。前者体现在牧师狄梅斯迪尔从始至终贯穿于小说文本的公共演讲或说公共话语。小说开始,这位来自英国名牌大学的年轻牧师一出场就以其雄辩的才能、异乎寻常的“甜蜜、丰润、深沉”的声音激起了听众的感动与同情,甚至连“海丝特怀里的可怜的3个月大的婴儿也被感动了”,(1)而鉴于海丝特冥顽不化拒不交代孩子父亲为谁,这位牧师“胸有成竹地向围观者发表演讲,纵论天底下各种各样的罪恶”,不断地提到象征通奸的字母“A”,使它在人们的想象中增添了新的恐惧。而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当牧师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聪慧的天赋、丰富的学识、雄辩的口才以及洁白无暇的名声达到了所能达到的最显赫、自豪的地位”(137),达到了他一生中前所未有、无比辉煌的时期。换言之,牧师在小说文本的出场开始于演说,其退场和生命也结束于演说。小说对于牧师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性格刻画以及心理现实的再现,主要是通过他的公共演讲以及他与医生的对话来实现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丝特从始至终的沉默,在整部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海丝特几乎从未在任何公开的场合、公开的审判以及公众面前为自己的“罪”与“爱”辩护过。唯有的一次公开的自我辩护,是在州长家的客厅,为了珠儿的监护权不被剥夺,海丝特情急之下开口替自己申辩。但严格地说,州长的客厅也是属于私人空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读者对于海丝特这个人物的理解与认知是透过她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心活动、她的外部动作以及表情来实现的。除了跟齐林沃斯、牧师简短的对话,她的声音仅限于内心的独白或者说与年幼无知的女儿自言自语似的对话。海丝特的沉默从表面上看是她力图坚守秘密,拒绝供认孩子的父亲以达到保护孩子父亲的目的,但实际上整个小说文本体现了她公共话语与声音的缺失。一般来说,作家的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力的话语规则筛选排斥后的产物。因此,不能说作者这样的安排纯属无意与偶然。这种公开的、激情的言说与孤独的话语失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言说与失语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是话语的权力关系,也是19世纪性别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生动再现。 众所周知,语言的使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正是借助语言的陈述和记忆功能,文化的血脉得以传承。而借助语言的信息、表情、感染、交际等功能,通过言说的方式,人们达到自我内在情感和思想的表达,达到与人沟通交流,建立起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换言之,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语言本身是朝向他者的,但同时,凭借语言的媒介,通过谈话的音调、语调以及节奏,语言的使用者可以表述自己内在状态或情绪,达到自我表述的目的。在现代社会,语言被提高到了人类存在的中心地位,海德格尔就将语言看作是“生存之道”、“存在之家”。(2)换言之,“在语言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被抛弃了,语言有了第一性的意义。”(3)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语言应用结果的“话语”就具有了福柯所说的塑造自己,并通过自身话语塑造其他个体的功能。什么是“自我塑造”呢?所谓“自我塑造,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个体规定自己身上需要进行道德实践的那一部分,明确自己对所要遵从的戒律的态度,并且确定作为自己道德目标的某一存在模式”。(4)牧师正是通过语言成功地塑造了自己,成为虔诚与正义的典范,尘世间一切美德的化身,获得了无以伦比的声誉、赞美、仰慕与崇拜。他之所以盖过赫赫有名的同行,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别人所缺乏的“只是基督降临节时上天赐给特选的圣徒们的那种天赋——火焰的舌头”(65页)。正是高超的演说与雄辩使他被认为完全可以与上天指定的使徒相比拟,并且“可以为眼下腐朽的新英格兰教会建树丰功伟绩,如同古代圣徒在基督教初期所做的那样”(49页)。听众的内在精神常常完全被他所控制,其“雄辩的话音,火一般的语言和芬芳的思想,犹如汹涌的波涛将听众的灵魂高高托起”(136页)。他教区里的老人,尽管已奄奄一息,“却深信身体日渐虚弱的牧师会在他们之前升入天国,于是赶忙叮嘱自己的儿孙,务必将他们的老骨头埋在青年牧师的神圣墓地之旁。”(65页)他的最后一次布道,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颂,人们认为从未有人像他这样讲得“如此睿智、崇高、充满神圣的精神;也没有哪个凡人能像他一样从嘴里吐出如此明白的启示”(137页)。小说文本对演讲效果的大量描述表明,牧师正是凭借语言完成了自我和公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