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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公司资本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 新型犯罪形态的研究 虚假注释和企业逃税行为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建立的。因此，对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也相对成熟。公司资本犯罪是行为人违反公司法律规范,侵害公司资本制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 明确的运营过程,具有较强的营运性特征,这也是导致犯罪的原因之一 公司资本犯罪行为通常都是隐含于公司正常经济活动中,通过公司设立或公司经营的方式得以实现,它始终与公司自身的运营过程相伴随,具有较强的营运性特征。相应的,其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特征,属高智能犯罪,行为人对财务会计方面的知识极为精通。这种由“财会专家”所实施的犯罪对刑事司法机关而言,要顺利查处也颇具难度。公司资本犯罪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在刑事立法方面,刑事法与民法、公司法等私法领域法律规范恰当衔接的必要性。 2. 作为适格的公司资本违法犯罪主体的优势 从犯罪学的角度观察和衡量,公司资本犯罪是在公司中具有特定职务或身份的人即白领阶层所实施的违法犯罪。在通常情况下,实施虚报注册资本以及抽逃出资不法行为的行为人是公司董事或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在公司中的特殊身份和法律地位,决定了只有他们因负有特定权限和义务才能够或必须实施特定的经济行为,也决定了他们作为适格的公司资本违法犯罪主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只是在极少数情形下,发起人或股东才可作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除此之外,其他人则无法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3. 从一般意义上属于,在一般社会中,须有经济上的利益。这也是, 公司资本犯罪的典型特征还表现在,公司资本犯罪行为人具有较弱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可谴责性。通常的经济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均以自身获利为目的,同时也从其犯罪行为中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公司资本犯罪的行为人在某些情况下(公司董事或经理兼具股东身份者除外)自己本身并未从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他们可以宣称,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公司的经营所需,得到了公司的授权,且真正的获益人是其他人,即公司股东,而非行为人本人。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该种犯罪认识上的错觉,并错误地认为对这种犯罪行为在刑事立法上亦不宜犯罪化甚至主张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实行非犯罪化。 4. 公司法资本犯罪行为指导思想 这种特殊性揭示了公司资本犯罪行为的本质和内在属性。从行为性质上看,公司资本犯罪并非是对他人具体的有形财产的直接抽取、转移的事实行为,而是籍由公司设立以及公司经营的名义实施的、具有法律行为性质的行为。公司资本犯罪行为是建立在一定的民事或行政权利义务关系基础之上的,如公司与股东之间因股东出资或盈余分配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业务执行人与公司登记管理机构之间因公司登记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行为人基于上述法律关系而实施的造成他人严重的财产损害、利益减损之后果的行为,从性质上来说,是非法的法律行为,而非事实行为。 二、 公司对犯罪和犯罪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158条、159条虽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但其规制作用尚十分有限。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抽逃”公司财产的种类 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抽逃出资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发起人和股东。这与公司法的基本原理是矛盾的、背离的,它极易导致放纵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行为,无法有效发挥刑法及时打击和惩治犯罪的功能作用。根据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公司与公司股东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公司股东向公司出资以后,所有出资人的财产综合起来构成了公司独立的法人财产,其与股东的个人财产是严格分离的,股东出资后,对其出资只能享有相应的股权,但决不能再直接支配其作为出资投入到公司的财产。而不能支配公司财产的人又如何能“抽逃”公司财产呢?相反,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享有对公司财产的法定支配权的只能是公司业务执行人,即公司董事或经理,他们才是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才有权也才能够实际支配和使用公司财产,并因而可能“抽逃”公司财产。而恰恰他们并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抽逃出资罪的犯罪主体,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立法因忽视或没有充分注意并认识到公司法规则和原理所产生的立法上的疏漏。由此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刑法并未将公司业务执行人确定为犯罪主体,其直接后果也就必然是导致放纵犯罪,不能有效发挥刑法规制公司资本犯罪的功能和作用;二是刑法确定为犯罪主体的人——公司发起人或股东,实践中依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定又无权、因而也就不可能实际实施此类犯罪,这样其直接法律后果必然是违背刑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造成刑及无辜以及刑事错案的增加。 2. 虚假出资罪与准确预测法注册资本罪的合并 刑法将虚假出资行为作为犯罪以虚假出资罪加以规制是不合适的。虚假出资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要件之一是出资行为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而这种虚假性和欺骗性则体现在对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