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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1 主体性的丧失 作为翻译的主体，翻译过程中的桥梁和纽带不可缺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 主观能动地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表现译者的独特性可被称之为译者主体性。但纵观中西翻译史, 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而是作为隐形的主体, 淹没在过程之中。翻译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为译者对原作应该绝对忠实, 就好似披着原作者的外衣在写作, 读起译作来与原作别无二致, 只是换了另一种语言表达版本而已。如此一来, 译者不得不放弃主体性, 成为隐形人。“通过采用流畅翻译法, 译者尽量使他或她的译作‘不显眼’, 从而产生了一种明晰化的幻觉, 这种幻觉让人戴上了面罩:翻译文本似乎自然贴切, 也就是不像是翻译过来的。” (Venuti, 1995:5) 这种无视翻译主体存在的做法延续了译者只是代替作者出场, 其地位从属于作者的思想。译者的主体性被隐形, 其主观能动性就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追求译本与原作的等值就成了译者的终极任务, 译者也就被完全悬置起来。 2 重新加工的“主体性” 传统的理性主义否定译者的主体性, 认为作为译者的主体只需成为交际工具足矣, 应该“空心”、“隐形”甚至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 译者也是有意识的主体, 翻译是一种主体积极创造活动, 原作文本则是通过译者的翻译和阐释才得以在目的语中生存发展。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 体现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一个方面。主体创造性的叛逆在于:“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 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谢天振, 1999:140) 原作因此得到新生, 译者为目的语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 另外, 译者的主体性的觉醒还体现在对其作用客体即翻译文本的选择上, 原作者通过原作文本传递自己的意向, 表达自己的观点, 原作本身可以做出多角度的阐释和解读, 译者需要决定传递原作的哪种意向, 以及如何传递此种意向。如果放开视野以历史作为大背景的话, 译者的主体性选择还体现在对所译文本内容上的遴选方面:译者会因应时代趋势摘选符合当时需求的文本进行翻译。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看来, 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 这种改写反映了译者的意图、意识形态和诗学。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 译者即是征服者, 对原文的挪用和改写是绝对权力的需要。这种观点则将译者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 利用操纵和改写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无限拔高, 甚至以游离原作者的创造意图为代价去恣意表达译者自己的观点, 恐怕不能再称其为翻译。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 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 语言和文化无可厚非;译者进行创造性加工, 凸显其主体性也毋庸置疑。无论是译者的顺从还是抵抗, 都需要找准一个“度”, 切忌矫枉过正。 3 主客二元性与主体间性 针对否定主体制约而走向唯我主义的极端化倾向, 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 甚至包括日常语言学派的摩尔、奥斯丁等人, 纷纷转向了主体间性。其含义为表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能够达到或建立的客观性。 现代哲学是主体间性哲学, 存在被认为是主体间的存在, 孤立的个体性主体变为交互主体。主体间性哲学因时代需要而产生, 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一般来说, 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 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 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 而是对主体性的扬弃。主体间性具有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主体间性首先涉及人的生存本质, 生存不是主客二分基础上主体征服、构造客体, 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交互活动。主体间性还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 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 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 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马丁·布伯曾强调“我—你”关系的相互回应。他认为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之中, 因而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方面, 人筑居于“它”之世界。这意思是: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 人必得把他周围的在者 (其他人, 生灵万物) 都当做与“我”相分离的对象, 与“我”相对立的客体, 通过对他们的经验而获取关于它们的知识, 再借助知识以使其为“我”所用。只要“我”持此种态度, 则在者于“我”便是“它”, 世界于“我”便是“它”之世界。布伯将这称之为“我—它”关联。另一方面, 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在其间与在者的“你”相遇, 或者说, 与作为“你”的在者相遇。其含义为:当“我”与“你”相遇时, “我”不再是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 不再是为了满足任何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 “你”便是世界, “我”当以整个存在来接近“你”, 称述“你”。当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现于“我”时,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