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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休谟问题的现代性伦理 现代伦理是随着休默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休谟借助先哲笛卡儿“我思”的怀疑精神, 第一次确切地宣布古希腊以来的独断论哲学所表明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在他看来, 事实性知识有真假之分, 可由经验证明;价值知识无真假之分, 也不可由经验证明。所以, 从事实推论不出价值, 从表述事实的语句推论不出表述价值的语句, 也就是说, 从“是”推不出“应该”, 或从“实然”推不出“应然”。休谟这样表述自己发现这一断裂的惊讶:“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 我一向注意到, 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 确定了上帝的存在, 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 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 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 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 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 所以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 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 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休谟对“实然”与“应然”, 即事实与价值之间一致性的质疑, 在西方哲学界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现代伦理的根本影响是双向的, 那就是在逐渐消泯传统基于利他、集体、信仰以及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德性伦理之时, 出现了两个仿佛相反相对的伦理面向:一是理性的规则 (或分析) 主义, 二是非理性的情感 (或唯意志) 主义。第一个面相是工具理性的伦理学形式, 而第二个面相则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最终表达。 一、 从铁笼到智慧:从现代社会到体验社会的转变 众所周知,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皆源于“目的—工具理性” (又作形式合理性) 与“价值理性” (又作实质合理性) 的紧张对立。所谓目的—工具理性,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所谓价值的合理性, 即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合乎理性, 也就是人本主义指称的符合人的本质。韦伯认为, 近现代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价值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 即合理化过程。韦伯认为, 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以手段支配目的, 以形式合理性支配实质合理性的过程。在他看来,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用精密的技术和计算把一切都理性化, 也把人变成了机器、金钱、官僚的奴隶。他把这种由追求效率而造成的对金钱、商品的崇拜, 机器对人的灵性的泯灭, 称为“理性化导致非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韦伯一方面承认理性化过程即“祛魅化” (disenchantment of world-views) 的过程, 这一过程帮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 以经验的、量化的形式观察世界, 以科层化体系组织生产, 从而带来最大的经济利润。但韦伯同时也注意到, 理性化还是一个去除人的自主性的过程, 人成为庞大经济机器的一个元件, 理性蜕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工具。从而陷入工业生产和现代官僚体制的“铁笼”中无法自拔。韦伯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 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 也没人知道。”显然, 韦伯对人类理性所构建的铁笼充满了深重的忧虑, 这种忧虑本身也正是对已逝伦理的怀念。对韦伯来说, 工具理性的极端扩张, 对伦理的危害在于使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比如博爱———被抛弃了。恰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信念伦理的道德-实践合理性在它得以发生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制度化, 从长远看, 它被一种功利主义所取代”, 终于形成了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造成意义和自由双重丧失。 当代杰出的伦理学家齐格蒙·鲍曼 (Zygmunt Bauman) 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角度分析了由工具理性造成意义和自由的损失所带来的严重的伦理后果,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个案研究。在鲍曼看来, 韦伯的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他形象地称之为“从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鲍曼认为, 这一过程总的目的就是删繁就简, 使那些所谓信仰、迷信、不确定、情绪、情感化的东西边缘化或秩序化。也就是那些充当园艺师的人毫不犹豫地芟除园中的杂草和荆棘。现代理性培养了人类伦理对极端透明、确定和清洁的偏爱, 从而产生伦理唯我论, 所有那些不符合完美规则的伦理他者都属于杂质, 因而在被消灭之列, 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他者。鲍曼指出:“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 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