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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维稳中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增多，国家对农村地区的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对政府稳定行为的关注越来越大。农村社会的稳定和不稳定不仅是基本治理的重点，也是科学研究的难点。从2006年以来, 笔者以湖北省多个地方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通过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的既有研究进行比较, 考察乡村社会维稳的实际面相, 分析其存在问题, 并提出完善对策, 期望能为相关学术探讨提供补充信息。 一、 基层社会维稳的主要动机在于日常纠纷 在既有研究以及媒体评论中, 基层维稳很多时候都被描述为, 干部为了实现目的而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任意压制诉求者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绝对控制。其实, 正常情况下, 乡村治理者在维稳中的自主权是十分有限的。在关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中, 虽然有学者曾经指出, 即使是在压力型体制下, 地方政府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也拥有“话语权”。处于计划指标压力下的地方政府, 一方面要服从和依赖中央,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这一竞争性的机制下, 必然会从本地实际、自身愿望和地方利益出发, 争取相对宽松的自主空间。进而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 常常出现地方基层治理者在承受上级“压制”的同时, 通过各种方式对上级的管理进行“抵制”, 或者是通过“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的方式, 在基层治理中“对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 对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去管、不去做”, 以此实现乡村干部相对独立的利益。但笔者多年的实地观察都表明, 在自上而下的维稳工作安排下, 较之于中央而言, 乡村维稳者没有独立的维稳思维和独立的利益, 更没有与中央直接对立的私下的考虑。乡村维稳的任务、内容以及激励约束方式均来自上级, 而不由乡村治理者自行确定。现时国家对基层维稳的宏观政策, 诸如要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及实施社会大调解等, 决定了乡村干部所承担的维稳压力, 同时, 也影响着他们对维稳方式的选择。另外, 各种激励约束机制也促使乡村维稳中必须围绕着上级既定的维稳目标, 费尽心思积极行事。整体而言, 较之于基层治理的其他领域, 在维稳问题上, 乡村治理者的独立性较差, 在国家高度重视和统一安排下, 其自主空间较少, 服从性较强, 责任感和压力感都较大。 既有研究指出, 政府的维稳思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 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夸大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将维稳的目标定位于静态的刚性稳定而不是动态的弹性稳定上, 进而构建了以垄断政治权力为目标, 以僵硬稳定为表象, 以国家暴力为基础, 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的社会“刚性稳定”;也有人认为这是“将问题无限放大”的思维模式, 即将单纯治理层面的矛盾冲突转化为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 然后在各方压力和需求下, 将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放大为政治问题。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农村常见的维稳场合有三种:常规性维稳、非常时期维稳以及重大纠纷中的维稳。农村社会的日常维稳主要依靠乡村两级调解机制, 这一机制用于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和矛盾, 具有普遍性;非常时期的维稳是基层治理者在某些重要时期的维稳工作, 例如重要节假日期间、重要会议或活动举办期间以及上级领导莅临考察检查期间等等, 尽管这些维稳场合是间断而不是持续的, 但对于基层治理者而言, 其维稳的强度大、成本高;重大纠纷的维稳工作伴随着某些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纠纷的出现而产生, 具有不可预测性, 维稳工作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完成, 甚至需要一定级别的官员出面“摆平”。但无论是在以日常纠纷调解为主要内容的常规性维稳、以防止诉求者在非常时期以不适当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的预防性维稳, 还是以避免事态恶化、尽快平息争端为目标的重大纠纷维稳中, 笔者尚未发现维稳者为了达到维稳的目的而压制民众利益表达, 将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情形。 当前, 伴随着维稳工作重心下移, 通过包村干部、包保责任制、乡镇干部下访以及各种定期的“说事”机制等制度安排, 乡村组织很大程度上已经将维稳工作的内容以渐进化、常规化、制度化、动态化的方式渗透到社会治理工作当中, 这充分说明, 对于维稳者而言, 他们并未将维稳的目标定位于静态的刚性稳定上, 而是融入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在维稳中乡村干部是否会思考某些矛盾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者区域性动荡, 笔者的观点是, 一般而言, 社会动荡或者变动问题都是上层而不是基层治理者通常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其自身职责的角度来看, 乡村维稳者作为行政体系末端具体政策的执行者, 在维稳中大都只是针对考核压力和上级的要求, 结合治理实践作出反应。 关于乡村维稳的方式, 学界既有研究以及媒体的个案式描述较多, 大都认为基层治理者的维稳方式偏离了法制轨道。有研究认为, 目前基层治理中主要依赖警力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