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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代宋初的兵制 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从划分到统一的一个历史步骤。统一与分裂、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的矛盾构成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对宋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五代宋初削藩的全过程,以往史家已有所论述,但由于对五代藩镇兵制缺乏深入翔实的考察,这方面的论述不免失之于空泛,有些结论似有偏颇之嫌。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兵制的角度对五代藩镇和五代宋初的削藩措施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五代藩镇与唐代一脉相承,但在新形势下,也表现出若干新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南方诸国由于加强中央集权,削除割据势力大多比较成功,藩镇已基本为中央控制,不再有大的动乱。北方藩镇虽然也不断受到打击,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军事原因,藩镇仍有相当势力,且在唐末五代之初一度有所发展。 (一) “私兵”至“实践” 牙兵的发展变化是从唐末的军阀混战开始的。以前,牙兵的主要职能是“番宿衙城”,一般不主动出战。这时,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牙兵不仅用来自卫,而且成为藩帅推行兼并战争的重要工具。景福元年(892),杨行密大败孙儒,“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赐,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使之先登陷阵,四邻畏之”。景福、乾宁中,朱温与兖、郓鏖战,兖州节度使“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额,号为‘雁子都’,梁祖闻之,别为一军,号为‘落雁都’”。朱温还“选富家有财力者”,组成“最为亲军”的“厅子都,尤勇悍,其弩张一大机,则十二小机皆发,用连珠大箭,无远不及,晋人极畏此”。其它如李克用的帐前军、义儿军,王建的决云都、义勇都,钱镠的武勇都等,无不如此。降及五代,朱温、李克用和南方诸国牙军,由于相继建国称帝而转变为各自的禁军,成为统一的进步力量。但北方各镇的牙兵仍有相当发展。朱梁天平节度使王檀“招诱群盗,选其劲悍者置于帐下,以为爪牙”。“许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权余党,帝(朱温)深以为忧”。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置银枪效节军凡数千人,皆选择骁锐,纵恣豢养,复故时牙军之态”。故《宋史》卷252《李洪信传》说:“时节镇皆广置帐下亲兵。”五代梁、唐、晋、汉四朝,藩镇的骄横跋扈比起唐代来说毫不逊色,原因之一即在于五代藩镇普遍拥有一支强悍的牙兵。由于当时解决牙兵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五代初期,对牙兵采取既予认可而又适当限制的方针。《册府元龟》卷65《帝王部·发号令四》载:“明宗天成元年八月,枢密使条疏……节度、刺史所置牙队,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况已人数极多,如闻更有招置,转生骚扰,速议勘穷(实)。”所谓“许于军都内抽取,便给省司衣粮”,表明自中唐以来一直处于“私兵”状态的牙兵得到朝廷的明确承认,取得合法地位,由“私兵”转变为“官兵”,正式纳入国家的武装力量体系。这是牙兵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既是五代政权鉴于藩镇势力极度膨胀,为了换取藩镇的臣服和对中央的支持,而对藩镇的让步,同时也隐含着对藩镇牙兵恶性发展加以限制的明显意图。由于牙兵正式纳入国家的武装力量体系,从而也就为进一步削弱和最终铲除牙兵武装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 部分藩镇外镇 唐代藩镇的外镇兵早在元和十四年(819)已割属本州刺史统辖。但在晚唐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重新由藩镇掌握,并一度恶性发展。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14《张雄充白沙镇将》载:“眷彼古津,实为要路,是成(城)镇务,乃在江壖,既居使府之要冲,宜假公才而管辖,况兼场货,可赡军需……须差权勾当白沙镇务,兼知场司公事。”按,此牒系乾符、中和年间崔氏在淮南高骈幕府时所作,可知唐末一些骄藩以“赡军”为由擅自将原属中央度支、户部、盐铁三司管辖的地方场院由镇将兼领。不仅如此,一些藩镇还直接由镇将主持所在县镇的赋税征收,如后唐时,秦州“州界三县之外,别有一十一镇人户,系镇将征科”。更有甚者,某些骄藩还将辖区的部分乡村,直接割属外镇统辖,所谓“一县之内,所管乡村,有割属镇务者,转为烦忧,益困生民”。镇将益愈跋扈,俨然以一县之主自居,“位在县令上”,使县令形同虚设。由此可见,唐末五代藩镇外镇在普遍恢复的过程中,其职能和地位大大扩张。外镇在军事上继续发挥其作用的同时,还掌握了所在县镇的财政权和行政权,几乎全面控制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和行政,这与唐代藩镇外镇仅具有军事上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 (三) 藩辣回图贸易 五代藩镇的军需来源仍主要是两税的留州留使部分、屯田和营田的收获物、以及征榷、税商和回图贸易等,这与唐代藩镇并无二致。不同的是,由于五代藩镇外镇直接控制了所在县镇的部分村落,并由镇将主持县镇的征税赋敛,从而以供军为名将部分属于州县征收而应上供中央的税额截留,割属藩镇所有。此其一。其二,藩镇直接插手由中央三司管辖的地方场院。《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载:“五代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