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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控制视角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研究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自2007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协会法》（以下简称《农民专业协会法》）以来，中国农村合作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的创新和发展阶段。农民专业协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和取得的进步。据农业部统计, 2010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较2009年底增长40%, 全国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36万家, 入社农户2800万户, 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然而, 在实践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猛发展与失范发展是同步并行的, 合作社已经分化、衍生出多种类型和组织模式, 其中, 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张晓山等对芜湖市136家合作社进行调查发现, 大户兴办型的有125个, 龙头企业带动型的有5个, 共占到了95.6%5。在这些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 往往合作性质少、运作不规范、资本高度集中, 真正能使小农户获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不容乐观60。 在大农(1)领办的合作社中, 这些龙头企业或大户往往是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合作社的。大农是合作社组建时期的“中心签约人”, 提供了合作社运行发展的核心资本与企业家才能, 没有他们合作社就会运转困难。大农自身的经济实力、融资能力与企业家才能对合作社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然而, 在现代合作社组建、运行与发展过程中, 大农作为合作社的“主要投资人”又容易同公司制企业互相夹杂, 合作社就可能转化变为基于资本联合而不是人的联合的组织, 丧失了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 致使合作社功能产生漂移。 对于这种现象, 学术界有颇多争论。黄胜忠认为, 要促进当前农业发展、发挥合作社效率,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功能的漂移是允许和合理的。张晓山更是认为, 大农领办合作社是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大农抢占政策制高点, 充分利用政策优惠的结果5。李玉勤则认为, 大农领办的合作社特别强调赢利性, 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被核心社员所控制, 侵蚀和盘剥普通社员的利益。崔宝玉认为, “狼羊同穴”式合作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内部人控制, 诱发社员利益冲突、利益侵占、小农主体地位弱化等治理问题, 影响合作社功能有效实现。实际上, 这种争论又被引申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即在我国合作社发展的特定背景下,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应当选择哪条路径, 是先发展, 再规范?还是先规范, 再发展?这已经涉及到合作社发展方向的深层次战略问题。 从产业链上看, 合作社中的大农与小农之间是认同、竞争和制衡的关系, 小农加入合作社以谋求价格改善、服务提升或获得产业链上的价值增值。同时, 小农参加合作社也会使其权利集减少, 其要把自己享有产权置放在“公共域”之中从而让渡大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并承担着所享有产权的代理风险和代理成本。如果在合作社运行过程中, 大农利用其对核心资本占有权进行内部人控制, 小农的主体地位就会堪忧, 可能就仅仅扮演“工具性”角色, 合作社就成为大农取利的工具, 合作社真正出现“狼羊同穴”。而合作社特殊的股权结构与制度安排特别容易会引发内部人控制问题, 这使得合作社在共享资源治理收益的同时, 也必将引发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合作问题, 带来合作社治理难题。 二、 股权结构、委托代理与利益侵占 在分散决策场景中, 较富的个体充当组织行动的领导角色, 通常作为共享资源管理的首先倡议者在最初发动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而收入或财富的异质性对于建立管理权威是有利的, 政治上地位、社会声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因素是提升一些精英分子承担创建集体性规则的成本的真正动机。然而, Cook认为, 当治理规则还没有在组织之中规范确立, 合作社特别容易被精英分子或首倡者内部人控制, 内部人控制是合作社这种产权和制度安排无法回避的。 大农作为“中心签约人”是当代大多合作社组建的逻辑起点。没有大农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社企业家, 大农有能力增加农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和销售附加值, 增加合作社的整体组织利益。农村资本固有的稀缺性使核心资本的拥有者 (大农) 常常演变为合作社经营者和治理的驱动者, 由于核心资本具有资产专用性、企业家才能的机会成本较高兼之小农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 大农必然要求较大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 才能使合作社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行。Hart曾经断言“在均衡状态, 产生最高社会盈余的所有权结构将被选择”, 并主张“拥有重要投资或重要人力资本的一方应该拥有所有权”。由此可见, 大农内部人控制是大农投入物质资本权力的内在要求, 是大农企业家才能和人力资本难以测度的外化表现, 具有现实性、应然性和必然性。 市场交易条件的确定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弈, 博弈的结果首先依赖于交易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 其中既包括资本、人才、技术、产品等物质资源的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