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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法哲学视野中的法律与道德 讨论法律与道德是否必然关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法哲学家领域。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虽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但它讨论的主题显然与西方文化有别。从总体特征上看, 由于中国传统法哲学是以儒家法哲学——以伦理关系涵析法律关系——的思想为主干和正统, 所以它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法的本源、本体和价值取向的法哲学, 它不着重思考法律与道德的本体意义上的联系, 而更注重两者的社会功能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尽管法德之争也存在于诸学各派,1但中国自董仲舒后, 儒学独尊, 尤其是“春秋决狱” (后发展为“引经决狱”) 的推行使儒家的话语霸权达到无以复加的地位, 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 如果说欧美法学家着重通过探索法律与道德本体意义上的联系而体现出对法律道德性的关注的话, 那么中国思想家则是在接受了法律与道德存在不言而喻的联系的前提下, 就谁更有利于统治的问题对法律和道德的工具性价值进行了进一步思考。正因为如此, 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法律价值观不可能形成诸如“恶法非法”的观念, 不可能出现追求法的自身独立价值的批判法学派, 也不可能出现像西方理论界那样形成彼此争论和对立的学术观点, 这又影响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的深刻程度。本文通过对欧美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论述的评析, 旨在厘清西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分歧, 从“应然”和“实然”的两个角度对法律的道德性进行批判, 一方面, 反对法律的非道德化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的主张和“恶法非法”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 强调道德仍然是评价法律是否公正、是否符合广大人民共同利益的标准, 失去了道德基础, 法律规则势必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专横任意。并在此基础上, 探索了法律与道德结合的实践之路:立法的道德审视、司法的道德维度、守法的道德基础。 一、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法律道德观 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系的争论, 贯穿了整个西方法律思想史, 19世纪法学著作的三大主题是: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史的解释。三大法学流派对这些主题展开了持续一个世纪的争论。“耶林说道,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 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121-122西方影响极大的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正是由于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大学派。 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学说, 肇始于斯多葛学派, 芝诺及其追随者将“自然”的概念置于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 在他们看来, 自然就是遍及宇宙的支配性原则, 并在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质。其后, 深受斯多葛学派影响的西塞罗认为, 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存在, 是国家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 “因为理性还存在, 它来自宇宙的大自然, 它督促人们正确行为而不枉为, 这理性并非由于形成文字才第一次成为法律, 而是理性一存在就成了法律;它是与神的心灵同时出现的。……由此也许可以明确, 在‘法律’这一概念的定义中就固有选择正义和真实的观念和原则。……因此, 法律是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 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 构筑了这样一些人的法律, 它对邪恶者施以惩罚, 而保卫和保护善者”。187-189他认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全部都是正义的, 那些不正义的法律, 并不比一伙强盗在聚会时通过的规则更配称为法律。主张契约论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把道德作为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特别是卢梭,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自然法思想, “从政治或社会契约来考察事物, 如缺少了自然的制裁正义的法则, 在人间就是虚幻的, 当正直的人的一切都遵守正义的法则, 而却没有人对他也遵守正义法则时, 正义的法则就只不过是造成坏人的幸福和正直的人的不幸”。118 一言以蔽之,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 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 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 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 到了现代, 新自然法学进一步兴起, 它抛弃了自然之类的虚构, 直接诉诸于道德。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朗·富勒, 他不仅强调法律与道德不可分, 而且强调法律本身的存在也必须以一系列法治原则为前提, 这些法制原则就是法律的“内在道德”, 也即“程序自然法”。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法律的解释与执行的方式问题, 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它包括法律必备的八大因素:法律的一般性;颁布;法律可预测性或不溯及既往;法律的清晰性;法律不存在矛盾;法律不能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具有连续性;官方行为与公布规则之间的一致性。55-107与此同时, 法律作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