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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的主要新增内容

约汉斯顿的地理学和地理学家是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发展过程的全面而系统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该书自1979年首版后,每过四年便要修订增补,以求跟踪人文地理学最新的发展,因此本书始终保持“当代性”。在商务印书馆的组织下,我们新近翻译出版了《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的第四版(1991年)。但在翻译过程中,该书的第五版(1997年)又行问世,内容有所调整增补。为尽快向学界反映新版情况,特撰写此文,介绍新五版的主要新增内容,算作对已然翻译出版的第四版《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的补充。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五版的章节各有增删之数,但其第八章为新设,标题为“文化转向”(TheCulturalTurn),为前几版所不见。故本文主要对第八章内容进行概述。

八十年代后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激变的影响,人文地理学所产生的变化,有别于此前研究范式。大多数地理学家放弃了实证主义研究,而掀起激进潮流,强调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约翰斯顿本人对这一大潮流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第四版、第五版的修订中,不断提升评述这些变化的章节的地位,如在第四版中开始把“人本主义地理学”独辟一章。在第五版中又增设“文化转向”一章,仍然意在引起读者对于新激进潮流的重视。

“文化转向”一章对各类激进思潮进行了汇总,包括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社会身分地位问题、文本与话语问题等。这些新思潮并不具备整体性,但仍有其共同点,即欲冲垮所谓包打天下的“高高在上的理论”(grandtheory)。它们强调社会的多样性与问题答案的个别性。

“文化转向”一词表达了二十年来不断强大起来的趋势,即将“事实”做一种社会文化产品,对于“事实”,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政治信仰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而社会中的“权力”(power)则对于社会中的“其余”者,在对“事实”的解读上具有左右力量。“文化”二字的使用,又说明着这一趋势与文化地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新”、“旧”文化地理学之间的争论,曾深刻地影响了激进潮流的发展。所谓“旧文化地理学”是指原来影响甚大的伯克利学派,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指对伯克利学派进行批判的激进阵营。关于“新”“旧”文化地理学的争论,不必苟谈胜负,但这场充满理论色彩的辨论,毕竟造成了人文地理学术思想的活跃局面。尤其是“新文化地理学”对个人价值的强调,对地理知识属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的讨论,正符合新的激进理论思潮。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五版第八章对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社会身分地位问题、文本与话语问题等激进潮流的主要内容,各设专节进行了评述。

关于后现代主义,早期内容包括对社会科学中重时间轻空间的传统的批评。后来,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与行为到处泛滥,不易确指其核心领域,从文学、装潢设计、哲学,到音乐电视(MTV)、冰淇淋、内衣,都有它的影响。有人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三种理解方式:表现风格、时代特征、思想方法。就思想方法来说,强调“异质性、独特性、唯一性”,低视事物的规律性。《纽约时报》有文章以后现代主义的口吻说:“二十世纪的重大教训是,任何伟大的真理都是虚假的”。后现代主义在地理学上的表现,则是否定绝对空间秩序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说:“当我们寻找空间秩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没有秩序的”。因此,研究某一问题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的独特性(time-spacespecific),成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主流。本节中,重点围绕Soja、Harvey、Dear等人关于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观点进行了评述。

女权主义(或称为男女平权主义)的地理研究,注重生活中的性别偏见、女性的被压迫问题,同时也揭露地理学界本身存在的此类问题。女权主义地理研究与一般的研究妇女问题的地理学不同,前者是地理学科的一张新面孔。女权主义的地理学者指出,人们谈论地理学的发展史时,往往忽视妇女的地位,而许多就地理问题提出的观点都有男性特征,例如只关心大空间尺度的“公共”行为,而不注意小尺度的家庭行为、儿童抚育行为等。有些学者提出两性关系可以与

社会关系无关,也有学者坚持两性关系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制约。但不管怎样,人们普遍认为,在地理认知上的确存在男女差别。两性的生活体验不同,是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

地理学家在研究社会身份、地位问题时,注意到各类身份地位对个人地理认知的影响。个人的综合身份(阶层与性别)、背景关系(出身)都是造成地理认知差异的根源。社会权力(power)者、社会的核心势力(coregroups)确立着地理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