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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中的阶级对立

阿拉贡曾指出：“《红与黑》这部小说‘鲜明地、出色地反映了查理十世统治下最后一个时期的法国社会’。”他在点明这部小说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也表明了《红与黑》“熔炉式”的时代背景：拿破仑统治下的最后一个帝国覆灭，旧封建王朝——波旁王朝的复辟，在革命期间纷纷登场的各层阶级在革命的多次洗礼下，大体上具备了“独立”的特色，在复辟期间争相夺取政治的话语权。此时法国社会的阶级大致可以分为掌握政权的革命一派和“浴火重生”的王族一派，但利益冲突暗流涌动却不仅限于表明党派的对立，而是深层次地显现阶级的对立、冲突、整合与转化，这一点体现在小说的诸多细节之中，构成了小说的政治主题。

一、贵族与教会的蜕变

“这部小说写在他（查理十世）统治的后两年，可能在1830年年初就大体完成了”，而阶级对立却不是这一时期的“特产”，只能说复辟时期将自法国大革命前已形成的阶级对立的事实更加浓烈地呈现。追溯大革命前的法国，利益需求强烈的阶级所呈现的对立、冲突、整合与转化恰是《红与黑》中（即1830年法国实况）阶级状态的母版。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不发生在专制制度侵害最严重的地方，“……恰恰相反，大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不深刻的地方爆发的。在那些受旧制度危害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以18世纪作为起点，法国农民逐渐能任意活动和处置土地，贵族阶级逐渐脱离行政管理，而教会的作用随着国王集权的加强而减弱，资产阶级积累财富而越发繁荣，“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令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乐于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怨恨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旧制上的变革，贵族和教会依然掌握特权以及拥有剥削其他阶级的权力，阻碍了“自由”农民（一定程度上，相较于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对土地利益的狂热追求以及资产阶级渴望将利益扩大化的热烈追求，激化了这些农民、贵族与教会在金钱和权力上的较量。这一事实在《红与黑》中表现得很突出。

（一）贵族在新时代的蜕变

《红与黑》中，贵族在新时代的蜕变是通过贵族、资产阶级在财富和权力上的竞争与对抗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与对抗，具体表现为打压与拉拢两种方式。在小城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是贵族，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则是个出身平民的暴发户，随着瓦尔诺财富的积累，德·雷纳尔的地位、威望都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雷纳尔先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巩固地位，请家庭教师就是他的一个策略：“我的祖父常常讲给我们听，他小时候有一位家庭教师。我可能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身份来说必不可少的开支。”在国王来到维里埃尔需要组织仪仗队时，雷纳尔一伙让于连加入，而使富家子弟落选也并非偶然，他们是要刻意打压资产阶级的自然延续，“在这个不幸的城市里，工厂兴旺发达，自由党人变成百万富翁……我们必须考虑国王的利益……首先是我们的圣教会的利益”（红，96）。雷纳尔先生是小贵族，身为大贵族的拉莫尔侯爵，“打压”资产阶级则显得肆无忌惮，他会在公共场合，肆意地取笑资产阶级，比如对暴发户巴朗先生的嘲讽(下卷第四章)。

但贵族也时刻在拉拢资产阶级，以此加强他们的统治。雷纳尔先生虽然与瓦尔诺明争暗斗，却又依赖他统治维里埃尔。拉莫尔侯爵一派允许资产阶级参与他们的宴会，做出接纳的姿态，并有意地提拔一部分资产阶级，意图纳为己用，如对瓦尔纳的赏识和提拔，以此实现控制的目的，而事实上由利益建立起的“宽容氛围”等同于不可控，资产阶级还会叛变。

打压和拉拢是贵族蜕变比较完善的方式，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更隐秘的但却更普遍的方式：忌惮。基于对政治形势和资产阶级财富的认识，贵族也不敢轻视发迹的农民，乃至无产者。就土地利益而言，18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已不能保证绝对的主动权了，农民狂热地追求土地利益，与贵族产生冲突；这在《红与黑》中主要表现为德·雷纳尔不敢轻视老索雷尔，“市长先生尽管生性高傲，还是不得不一再找上门去求索雷尔这个冷酷、固执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许多叮当响的金路易……”（红，5）市长甚至因忌惮底层革命而采用金钱的形式安抚仆人，而瓦尔诺在底层团体的聚集中一改高傲的姿态，“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他们不至于把我们杀了”（红，94）。

（二）教会在新时代的蜕变

教会在新时代的蜕变在于对财富与权力的热烈追求。教会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大量的财富来源，为此他们做出努力：争取财富等同于争取权力。这与旧贵族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呈现出教会与旧贵族的财富争夺，如德·拉莫尔侯爵与弗德·费里莱尔神父的那场诉讼即是很好的凭证之一。“德·拉莫尔侯爵先生，尽管他在巴黎地位显耀，在宫廷里担任要职，他还是感到，在贝藏松和一个被认为有力量左右声张任免的代理主教较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红，198）。与此同时，教会与资产阶级存在隐性竞争的关系，在《红与黑》中教会积极置办产业，引向教会对资产阶级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