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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霍小玉之有意味对照

《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作为中唐的两大代表性爱情传奇，用一悲一喜的结局震撼着世人的心灵，他们悲喜的不同命运由众多的因素交织而导致，本文从社会制度，性格层面，所遇之人三个方面对其悲喜命运进行深入探讨。

李娃;霍小玉;悲喜;荥阳生;李益①

《李娃传》《霍小玉传》作为中唐传奇的两大杰出代表，都是写倡女与士子荡气回肠的爱情，但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悲喜结局。这两篇传奇的相似性和结局的大反差不禁让我们产生巨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为倡女的李娃和霍小玉会出现反差这么大的结局呢?俗话说:有比较才有辨别。本文就把两大传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以细致的对比从而揭示李娃霍小玉不同命运的深刻原因。同时在比较中加深对《李娃传》和《霍小玉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包括荥阳生和李益的理解。

一、客观的社会门第观念影响命运

士族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以后，门第观念便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王谢郑崔卢这些高门大户便成了人们仰慕的对象，世代传承，彼此联姻，占据政界，文化界的有利位置。虽然出现了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那样表达对门阀士族制度不满的篇章，但是作为寒士的他力量实在过于单薄，他没有能力与强大的统治阶级对抗，也无法改变既存的社会状态。

士族门阀制度到唐朝时依然存在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给寒士进身政治要位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压制了士族阶层。但是从门阀士族产生之时他们就一直掌握着丰富的文化话语权和政治话语权，优于一般的寒士阶层，一般的高门大姓子孙后代都精通诗书礼仪，琴棋书画，王谢家族的文学艺术成就斐然于世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高门大姓家族的子孙仍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身高层阶级，有唐一代崔姓，郑姓位居高位者众多就是一种说明，所以士族的衰落只是一部分不学无术自甘堕落的并不是全部的士族。所以这些依然存在并且有发展势头的士族仍然是人们欣羡的对象。唐太宗曾下令高士廉等人修著的《贞观氏族志》就说明了门第观念在当时依然很是流行。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二年:“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婚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第一等。上曰:‘汉高祖…彼衰世旧门，诚何足羡!而求与为婚，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1］(P6135)这则记载表面上看来唐太宗下令修著《氏族志》是因想破除山东旧族之间的婚姻恶习而起。实际上是想打击山东旧族，“崇重今朝冠冕”，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为核心的新关陇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史书中也记载“上常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2］(P6044)也证明了唐太宗的这一思想倾向。唐太宗这样兴师动众的去修著这样一部氏族志大书，正是从侧面表明了门阀士族在当时的流行。

这种重门第的社会风尚持续到中唐依然没有太大的衰减，白居易可以看做是中唐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些行为可以体现中唐的社会风尚，他也没有摆脱门第观念的困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白居易的祖先可能是胡人，更近一点的祖宗也并不是如他自己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所云的有功于北齐，被赠司空和赐庄宅于同州韩城县的白建，而是后周弘农郡守，昭陵县男的白建。白居易明知北齐白建不是自己的祖宗可他还是不惜与其扯上一点关系，很明显他是想为自己攀附上一个家世显赫的祖先，以弥补自己出身并不高贵的缺陷。

《唐语林·卷七·补遗》记载:“万寿公主，宣宗之女，将嫁，命择良婿。郑颢，宰相子。状元及第，有声名，待婚卢氏。宰相白敏中奏选尚，颢深衔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行营都统。将行，奏曰:‘顷者公主下嫁，责臣选婿。时郑颢赴婚楚州，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为国婚，衔臣入骨髓。’”［3］(P646)这段文字记载了宰相之子郑颢因不愿国婚而衔恨白敏中的故事。郑颢为什么不愿意娶公主?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门第观念，在这则记载中郑颢本来是去娶卢氏女为妻的，卢氏为高门大户，属门阀旧族，门望很高，高官贵族以能与其联姻为荣耀，所以当郑颢得知白敏中推荐公主嫁与他时便怀恨在心。

所有的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一个问题，至中唐重视门第家风的社会风气相当浓郁。《霍小玉传》的写作时间和文本时间都是中唐时期，《李娃传》的文本时间发生在天宝中，但是它的写作时间据卞孝萱先生考证也是在中唐，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有感而做，借此抒发自我胸臆。

霍小玉作为霍王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