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学视角下的中国旧式情爱关系批判.docVIP

女权主义文学视角下的中国旧式情爱关系批判

整容产业在此刻的空前繁荣俨然是让女人们遗忘了贞节的历史噩梦，事实上，“女为悦己者容”时代所需要的不只是女人的外貌，它同时还要求女人的贞节，贞节甚至比外貌更加重要。不美的外貌不算是罪过，但失去贞节的女人一定是有罪的。男人宁可女人牺牲生命，也不愿其牺牲贞节，一如李渔针对女人所作出的如此评价：“我把忠孝义三件略过一边，单说个节字。明朝自流寇倡乱，闯贼乘机，以致沧桑鼎革，将近二十年，被掳的妇人车载斗量，不计其数，其间也有矢志不屈，或夺刀自刎、或延颈受诛的，这是最上一层，千中难得一遇；还有起初勉强失身，过后深思自愧、投河自缢的，也还叫做中上；又有身随异类、心系故乡、寄信还家、劝夫取赎的，虽则腆颜可耻，也还情有可愿，没奈何也把他算做中下；最可恨者，是口餍肥甘、安身罗绮、喜唱奤调、怕说乡音，甚至有良人千里来赎、对面不认原夫的，这等淫妇，才是最下一流，说来教人腐心切齿。”（《无声戏·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在此，李渔用一个武断的贞节标准将女人分为了四等，最高一等自然属于那种愿为男人舍身保节的女人。女人既是男人的食物，也是男人的名誉，为了这名誉，他大可不必关心女人的死活。毕竟，一个女人的死去既不会影响到他的食欲，也不会致其就此无物可食。食物终究是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财力随时更换和补充的。所以，在李渔极力为节妇高唱赞歌的这篇故事中我们看到，当大难来临之时，男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仅仅是让她们准备好自尽的凶器或毒药，以便“绝不玷污清白之身”。被李渔褒奖为“女陈平”的耿二娘之所以能被其视为“女中圣人”，原因即在于她与众不同地利用计谋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又守护住了自己的贞操。而且，为了这贞操，美貌果然是可以作出牺牲的：“二娘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绛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这是救根本、不救枝叶的权宜之术。”我们应当认识到，耿二娘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智慧胆识绝不是源自爱的激励，而只是由于对男权的恐惧。要知道，她的所作所为皆是在男权的紧箍咒语境之下进行的，她不是在为自我的权利而战，也不是在为自我的自由而战。耿二娘的例子显然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女人智慧的最大用处就应体现于对其贞节的捍卫上。对于男人，女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或者说，她所有的权利都从属于自己的男人。从一开始，耿二娘这样的女人便放弃了自己的本质，以全副身心在为男人的虚伪本质忙碌着。

事实上，李渔对耿二娘的欣赏就是对男人权力的欣赏；说到根底，忠孝节义无非都是男人炮制出来的权杖而已。这根权杖只是为了让男人受益，并且简直到了恬不知耻和荒谬绝伦的地步。如《石点头·第三回〈王立本天涯求父〉》（天然痴叟）为了将孝道定为至高无上的法则，竟然可以置一切常理和责任于不顾，而这所谓孝道其实不过就是赤裸裸的男权主义口号罢了。正是由于受到这口号的保护和唆使，男人们才省去了推卸责任的后顾之忧。故此，面对不堪重负的差役，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王珣不是想着如何化解危机，承担自己一家之主的责任，而是在琢磨着尽快溜之大吉。并且，一个“命中注定”便可立即免去其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不顾妻子也罢，毕竟自古就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的信条，可那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他也有理由弃之不管吗？况且那终究还不是孝道法则所一贯轻视的女婴，况且他王珣终究还是属于老来得子。王珣不可能不信奉孝道，但这孝道却没能令他懂得责任。所以，在感觉不自由时，他便自然想到了任性。可以作出推断的是，此时的王珣一定已经父母双亡，否则他就根本不会或者说不敢选择逃离。孝道法则所规定的责任总是对上的，对下不负责任无人追究，可是对上不负责任便属大逆不道了。因为可以没有责任的牵挂，故而王珣不必承受良心的折磨。良心是对责任的意识，没有责任意识的王珣也可以说压根就没有良心。没有良心的王珣要想获得快乐那是轻而易举的。果然，他很快便如愿以偿了：“看不了山光水色，听不尽渔唱樵歌，甚觉心胸开爽，目旷神怡。”接着，这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便会全盘颠覆他对既往的认识：“我枉度了许多年纪，终日忙忙碌碌，只在六尺地上回转，何曾见外边光景？”自私自利的个人快乐必然是以忘却责任为代价的，王珣要想寻得这样的快乐，只需彻底忘却过去。最终，他遁入了佛门，和过去一刀两断。王珣自始至终的行为使其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男权思想宠惯坏了的孩子，一直没能长大，而遁入佛门则干脆就此拒绝了长大。

倘若说王珣在思想上有如一个孩童，而其子王原虽是孩童，却在思想上酷似个成人，14岁的年纪就格外懂得“过活还是小事，天伦乃是大节”的人生至理，执意“拼得穷遍天南地北，异域殊方”，也要去将父亲寻找回来，以尽为子的孝道。不可动摇的忠孝思想使得王原表现得似乎比其母还要成熟，不过话又说回来，男权压制之下的女人在所有男性面前都应该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