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霍小玉传》中李益的神经症人格.docVIP

浅析《霍小玉传》中李益的神经症人格

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以婉转多姿的语言，描写了一段凄美动魄的爱情故事。胡应麟曰：“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采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本传塑造了为爱执着而死的痴情刚烈女子霍小玉，同时也刻画了一个患有神经症的真实丰满的李益形象。李益对霍小玉的抛弃行为以及对卢氏等妻妾的猜忌虐待现象，是他神经症引发的悲剧恶果。神经症在人的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行为活动方式和自我形象的认识、塑造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不决断的恐惧：对小玉爱情的逃避态度

“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1](P15)这指的是，神经症患者是由恐惧及防御恐惧产生的精神应激障碍。这种精神障碍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多种冲突。《霍小玉传》中李益人物形象是多方面冲突因子的集合体。外界与内心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逐渐引发了李益人格精神上的分裂。

首先，李益自身性格体现为柔弱性，借助他人认识衡量自身价值存在。这种性格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不自信，十分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比较注重于外在形象的塑造，力图在他人面前维持美好的个人形象。小说详细写了李益登门拜访霍小玉家之前的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躍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另一方面表现为容易惧怕事物，不敢抗拒别人。及至霍家，他的性格显露出来：“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他“逡巡不敢辞让”太夫人安排的婚姻也是因于惧怕她“素严毅”的缘故。

其次，外界施加的压力造成的精神恐惧所引发的心理冲突，是李益神经症形成的主导因素。李益内心的冲突表现为主观意愿上深爱霍小玉而实际操作上不能娶她为妻。

不可否认，李益刚开始接触霍小玉是抱着一种狎妓的心态。风流才子相会美貌佳人，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流行风尚。唐人孙棨所撰《北里志》中，详细记载了妓女与士人的交往情况:

“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北里志序》)[2]

彼时的李益刚刚考中科举，“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按照唐制规定，考中进士者不能立即当官，需要守选等候三到七年方可，或者再考制举、博学宏词和书判拔萃等，中者便可以直接授官。李益虽尚未正式进入政治仕途，但前途一片光明，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接下来的交往，令李益逐渐喜欢上这个“言叙温和，辞气宛媚”纯情女子。当小玉流涕垂泣向他表示对未来的忧虑时，他发誓说：“粉身碎骨，誓不相舍”并且主动提出写下盟约，“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从以上行为动作的描写基本可以认定李益的态度是真诚的，非虚情假意。李益的内心已经渐渐远离最初结识妓女霍小玉的动机，这种“假戏真做”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李益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致使爱情局势遽然直下。郑县主簿是个什么官职呢？唐朝县级的长官是县令，其下依次是县丞、主簿和县尉。郑县主簿对一个刚释褐的士子来说称得上是美职，随之而来，李益的身份地位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霍小玉乃霍王宠婢所生之女，虽王甚爱之，但霍王死后，诸兄弟因其出身贱庶，便分与资财，将她遣居于外。后虽改姓当时五大姓之一的“郑”氏，但其实际沦落为娼妓的身份无法改变她在社会上的地位。李益属于门阀士族，门族清华，二人身份上的悬殊愈加明显。唐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是有法律依据的。《唐律疏议》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即疏，何宜配合。”、“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3]并且当时的门阀士族依然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新兴贵族婚姻多费重聘攀求高门大姓。以清望官之身份迎娶风尘之女子，李益还面临着社会评舆的压力。唐代“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4](P116)。位至宰相的薛元超也曾发出：“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5](P140)的感叹。可见，迎娶“五姓女”对士人来说意义重大。外界的层层重压与内心自我追求的矛盾，使得李益的神经症状趋向于严重化。

李益上任之前，霍小玉的担忧越来越强烈，作为一个社会下级阶层的妓女，她深知自己不能和李益永结连理、白首偕老的命运，于是提出了相守八年的“短愿”。此时李益对霍小玉的态度是：“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这一番动情的话既表明了自己誓不负约的决心，也彻底收服了霍小玉的真心，让她在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