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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传奇之“侠情”因素

摘要：在唐传奇主流题材的变更之际，出现了“侠义”与“爱情”因素并存的小说。这类小说的创作有其共同特点：在侠义方面，宣扬救人于困、重义轻利、知恩图报等传统侠义精神；在爱情方面，从正反两方面颂扬真挚的爱情。同时，这类小说在增强“侠”的“义化”程度、扩大行侠的阶层与范围、增加女性角色描写比重等方面，对后世侠情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唐传奇侠义与爱情特点影响

唐朝是侠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学界对于唐朝咏侠诗及豪侠小说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无论是从总体论述侠的概况及发展的《中国游侠史》，还是专门展现唐朝侠之发展情状的《唐代侠风与文学》，都对唐朝侠义小说的产生背景及其特点进行了阐述；又有《论唐代武侠小说》《论唐代的豪侠小说》等文章，对唐代豪侠小说的侠者形象和对后世的影响进行论述。此类研究已较为详尽。但是唐传奇中还有部分篇目兼具爱情与侠义因素，如《无双传》讲述了王仙客与刘无双曲折的爱情，同时也使人对其爱情圆满的促成者——古押衙这一侠者记忆深刻；《昆仑奴》为读者塑造了磨勒武功高强、智慧而有义气的形象，但文章的主线却是崔生与红绡的爱情发展；《柳氏传》讲述了韩翊与柳氏两情相悦，后因战乱而被迫分离，再相遇时柳氏已被蕃将沙叱利虏去，后在虞侯许俊的仗义相助下得以团聚的故事。此类小说在宣扬传统侠义精神的同时，也歌咏了真挚的爱情，为后世侠情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现今学界从“侠”“情”结合的角度探讨唐传奇的特征及其对后世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简要分析这类小说中“侠义”与“爱情”各自呈现的特点，并尝试探寻其对后世侠情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侠情”因素小说的特点

神怪、言情、侠义是唐传奇成就较高的三种题材，分别兴盛于初盛唐、中唐和晚唐。初盛唐的神怪小说是对魏晋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中唐的言情小说受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主要用于反映社会现实；到了晚唐，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百姓还遭受经济上的剥削。人们将对现实的不满诉诸笔端，便出现了打抱不平、救人于困厄之中的“侠”。在唐传奇的主流由爱情向侠义过渡期间，首次出现了将二者相结合的文本创作。此类小说在侠义与爱情的描写上或许有所侧重，但其主旨倾向却存在一致性：宣扬传统侠义精神，颂扬真挚的爱情。

（一）侠：宣扬传统侠义精神

1.救人于困

在对“侠”的概述中，无论是“赴士之厄困”（司马迁《史记》），还是“赈人穷困，解人厄难”（汪涌豪《中国游侠史》）、“扶危济困”（罗立群、黄劲檀：《“豪侠”辨析》），都表明了“侠”具有救人于困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早期侠士身上已有所显现：“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故事中，面对他邦的危难，鲁仲连不仅主动出谋划策，事成后还拒绝封赏，称“所贵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说其举是救人于困，其人乃战国高士，实乃当之无愧。“救人于困”的侠行，不仅没有随时间而绝迹，在唐传奇中反而愈加普遍，同时还夹杂着惩恶扬善、打抱不平的成分。《无双传》中，王仙客与刘无双从开始的两小无猜到最终的美满结局，其间历经波折。在二人相聚无望的情况下，古押衙的出现为其解决了难题。《霍小玉传》中，霍小玉被李益抛弃后，寻找李益无果。公主“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李益表弟崔允明“具以诚告玉”；韦夏卿批评李益“丈夫之心，不宜如此”！但直到黄衫客将李益抓到霍小玉面前，才将故事的发展推向高潮。古押衙、黄衫客等的行为，无疑是与法律相背离的。然而结合当时动乱的政治局面，以及人们生活水深火热的现状，对正义、公平的渴望，对能够拯救受困之人脱离苦难的期盼，已然成为作者创作的共同心理追求。

2.重义轻利

作为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儒家一贯推崇“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论语》）。但正如司马迁所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正能做到“重义轻利”的人并不多，“侠”即为其中之一。《史记·刺客列传》中，严仲子赠黄金百镒为聂政母亲祝寿，聂政“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最后为严仲子刺杀侠累。可见聂政对义的重視远高于利。在唐传奇中，这种品行得以延续：《无双传》中，古押衙为了守住“愿粉身以答效”的承诺，最后极端地杀死其他知情者，然后自杀。这种行为固然残忍，但这恰恰体现了古押衙对“舍生取义”的追求；《虬髯客传》中，虬髯客在有了李世民将得天下的认知后，让李靖夫妇“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自己则选择“他方为王”。虬髯客满溢侠气的豪迈之风和对朋友的肝胆相照跃然纸上；另外，《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柳氏传》中的许俊等人，都不是为了获得物质财富而行侠，只是单纯地伸张正义、打抱不平。

3.知恩图报

“知恩图报”是中国传统侠义观念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存在。大到救命之举，小到滴水、饭食之义，皆可以“恩”名之。对侠者而言，精神层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