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的冲突——戏剧《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比较.docVIP

情与理的冲突——戏剧《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比较

戏剧的基本要素是矛盾冲突,从矛盾产生、发展、解决的过程来反映剧本的立意和人物性格等。《紫钗记》是中国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巨作之一,以“至情”为主题,所谓“至情”便是唯“情”至上,“以情反理”摆脱“存天理、灭人欲”封建教条的束缚,肯定、张扬人性的自然欲求[1]。此剧描述的是李益和霍小玉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乌克兰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伊凡·亚科夫列维奇·弗兰科写过多种类型的戏剧,其中社会心理剧本《被盗走的幸福》(《抢福》),具有创新的特点和一定深度,是他创作的高峰,也是乌克兰最著名的剧作。该剧以爱情为主题,揭露披着“好人”的面纱追逐财富、贪得无厌的权贵,致勤劳朴实的人们遭到毁灭、坠落和灭亡的命运。乌克兰著名作家柯丘宾斯基说,在弗兰科的创作里“人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压迫者,他反抗这种人的时候舌锋似箭;一种是被压迫者,他对他们则是献上整个心灵……”[2]18。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给予伊凡·弗兰科极高的评价:“伊凡·弗兰科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是位诗人和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和民俗学者,他又是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2]6《紫钗记》与《被盗走的幸福》在人物形象和结局构思上充斥着一系列的情与理冲突,本文现就此作一探讨。

一、李益与米科拉形象中的情理冲突

《紫钗记》讲述的是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新婚燕尔,当朝权臣卢太尉欲招李益为婿,从而展开了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力量的“情”与卢太尉的“权即是理”的“理”之间的情理冲突,最后以情胜理,李益和霍小玉喜结连理大团圆。《被盗走的幸福》讲述的是安娜为兄弟所欺骗,被迫嫁给米科拉,但安娜爱的是米哈伊洛·古尔曼,她兄弟就把古尔曼送去当兵,并扬言他已死亡。她只好和自己不爱的丈夫米科拉生活在一起,日久也就习以为常、相安无事。但不久古尔曼忽然回来了,安娜就和古尔曼公开了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于是三人都处于不幸遭遇中,米科拉感到受辱,最终杀死了古尔曼。然而他们的幸福早被盗走,一去不复返了。

《紫钗记》中李益被派往边关,千里关山阻隔,回乐峰前、受降城外,李益率领众将士冒着风霜巡守边塞,月光下寒风中营垒俨然、旌旗猎猎。回到营帐,李益听着不知何处传来的思乡之曲,勾起对小玉的深切思念。如:“(众)何处吹笛也?这吹的是《关山月》也,是《思归引》也。(众作回头望乡介,指云)……那不是俺家乡陇头?(生亦作望乡掩泣。……)”[3]224在这里李益用情专一、牵挂爱妻。当卢太尉将李益囚禁于别馆,欲招他为婿,其好友韦夏卿去探望他时,他的态度却模棱两可。韦夏卿不禁感叹:“看他呵,心里则弄乖,口儿里则道白。李生一句分明罢了,却又嘱付我柳影风声莫浪传。”[3]279李益边塞思念爱妻的表现与“婉拒卢太尉强婚”中的含糊其辞对比强烈,李益的表现与他的深情形成了矛盾。李益的“情”与卢太尉所代表的封建强权势力的“理”产生了冲突。

在《被盗走的幸福》中男主人公米科拉给人的印象是孤僻的、懦弱的、善良的老好人形象,他不善言辞、忠厚老实,终日过着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生活,剧中描述古尔曼身为村警夜晚因公事来到安娜家中,后提出要留下过夜。米科拉说:“米哈伊洛,你睡了?我以为你一定想跟老朋友(用头示意安娜)谈谈心呢。你们过去不是相好吗……”[4]589米科拉明知妻子安娜和古尔曼之前是相好,但没有拒绝古尔曼留宿家里的要求,这是违反常理的,放到任何一个丈夫那里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充分表现出米科拉性格的软弱。但是随着安娜和古尔曼关系的亲近,米科拉和古尔曼的对话言辞愈发激烈起来,他与古尔曼无论是身材和力量上都相差甚远,古尔曼魁梧健壮,而他是矮小的,但是米科拉居然当面责骂古尔曼:“你做的事,比这个还要坏。”[4]625这与起初米科拉的软弱形成鲜明的反差,是十分矛盾的。最后米科拉持斧子将古尔曼杀死,也是与他平时懦弱的言行是相矛盾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因迫于卢太尉的压力,李益所表现出的懦弱形象与他对小玉的情真意切在情理上是相矛盾的,他边关望月思妻与含糊其辞地拒婚,这种前后不一致表现了情与理的冲突。这与米科拉的形象是相似的,他从开始软弱的性格到最后杀死古尔曼,捍卫了作为丈夫的尊严,前后的反差也体现了情理的矛盾。

二、霍小玉与安娜形象中的情理冲突

中国文学中有柳树意象,古诗中文人多以柳树为意象抒发送别之情。“柳”字与“留”字读音相同,“柳树”就是“留树”,早在汉代,人们有折柳送别的风俗。汉代长安人送别亲友,一般都送到灞桥,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深情。久而久之,“灞桥折柳”便成为一种特有的习俗,“折柳”也成为送别的代名词。相传李白有词作《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霍小玉在《紫钗记》中的身份是郡主,恪守闺阁礼仪,是有侠义之风的美少女。小玉与李益新婚不久,李益即赴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