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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摘要：唐传奇以史传笔法构思了诸多奇闻轶事，其构造的女性角色体现了唐代女性独具一格的魅力，本文旨在借《莺莺传》《李娃传》与《霍小玉传》三篇唐传奇，通过崔、李、霍的言行分析唐朝女性相较于其他朝代女性更为大胆、豪放的表现以及出现女性意识萌芽的缘由。

关键词：崔莺莺李娃霍小玉女性意识

唐传奇虽大多篇幅简短，但字里行间充满生活气息，反馈出真实的唐人风貌，是后人研究唐朝的重要资料。其中《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三则唐传奇分别记录了失怙贵女崔莺莺、市井娼妓李娃、王府庶女霍小玉的爱情故事，她们的身份跨越唐朝多个社会阶层，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以崔、李、霍三人为核心进行探析，我们能够看到唐朝女性在漫长封建社会时期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一、唐传奇中女性意识的展示

（一）女性才学素养提升

唐代女性文人的数量在中国的整个封建时期都是空前绝后的，《全唐诗》收录的诗人诗作中，女性诗人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她们创作诗歌近六百首；《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中收录唐代女诗人六十六位，诗作一百七十六首。这些在历朝历代中堪称独树一帜的数据，源自唐朝女性对“枷锁”的打破，女子的学业教育得到了重视，思想阈限的扩张成为自我意识萌发的温床。如元稹笔下的崔莺莺“甚工刀札”“善属文”“言则敏辩”，不仅拥有传统所规范的大家闺秀仪态，更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张、崔二人相会是以诗作邀，一首《明月三五夜》透露着少女的爱慕，又极具意蕴。除了诗赋，才情方面，崔莺莺的琴艺也不俗，“愁弄凄恻”一词表现出她极强的琴音感染力。

（二）择偶观和择偶方式发生转变

唐代女性的择偶标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注重门第等级，这一点在上层阶级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到了后期，兼容并包的开明局面以及歌舞升平的盛世发展，使得人们在满足现世生活的同时，开始重视精神的需要，这在择偶标准上的体现便是对才华的重视，如霍小玉与李生的结合。在霍小玉与李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择偶方式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自主性和民主性，传统的婚姻方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渐宽容并突破士庶局限。父母和媒人在霍李二人中间的作用，不是婚姻的决定者，而是支持者，女子对婚姻的自主权和民主权大大提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鲍十一娘做媒时“昨遣某求一好儿郎”一句中窥见。

（三）对婚姻法规的突破

李娃玩弄男性、崔莺莺闺中私会外男，这样的故事不论放在哪个朝代，都会引来极大的争议，而唐人更多感叹剧中人的真性情，而非首先谴责他们不正当的婚姻关系。如白行简在《李娃传》中赞叹李娃虽是“倡荡之姬”，但其言行却是不输古时的贞洁烈女。文中作者首先点出李娃卑贱的出身，再将其品格与楷模榜样作比较，一位虽身份卑微但品格高尚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而对于李娃的骗婚行径，作者却没有多加指责，只是将其作为剧情发展的铺垫。除现实生活的宽容外，《唐律·户婚律》作为唐朝婚姻制度的总章，虽然在整体上依旧尊崇“男尊女卑”思想，但其中一些条例还是斟酌考虑了特殊情况，因此女性在婚姻上遭受的压迫大大减轻。另外，已婚妇女再嫁也在政策上得到了准许和鼓励。

综上所述，对突破婚姻法规这一观点，我们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法律本身在制定过程中对女性一定权益的保护，二是指女性自身对法律存在的不公正条例进行反抗。

二、唐传奇女性意识觉醒的局限

（一）独立生存能力受限

崔、李、霍三人生存所需的经济来源有所不同，崔莺莺一家依靠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度日，李娃与霍小玉以歌舞伎为职业支撑家庭。按照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等级分类，她们显然属于社会末流。这里我们主要借职业相同的李娃、霍小玉二人来作分析。

关于身世来历，白行简在《李娃传》原文中并没有作出交代，但在文章后半段，李娃救起落魄潦倒的郑生时曾言语反驳母亲李氏，提取信息后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李娃与李氏并非亲母女，是鸨母和妓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李氏收养了无依无靠的李娃，成年后的李娃则通过与富贵男子交往来获取生存资财，支撑二人的生计。

与李娃不同，作者蒋防借配角鲍十一娘交代了霍小玉的身世背景：失怙的霍小玉因身份低微被趕出了王府并被迫改姓，断绝联系。不难猜测，孤儿寡母失去依托，霍小玉找上李生最大的原因，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男性作为依靠。

由分析可以推测，李娃与霍小玉的生存境地虽不至于贫困潦倒，但谋生依旧不易。

除歌舞伎外，唐代女性还可以通过做女官、经商等方式来谋求生存，但科举禁止女性参与，并且女性官职大多属于宫女范围。至于经商，唐朝女性商贾群体空前活跃，但她们的身份大多为社会底层女子，以小规模、低成本的营生为主。由此可见，即使女性拥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其社会地位一般也不会太高。

包容开放如唐，女性在社会上最主要的生存方式，还是依托于男性。但与其他朝代最大的区别在于，唐朝的开放与包容使得女性获得了后朝少有的宽松，出游自由、服饰自由等让她们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