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霍小玉传》“复仇”结局的多重意蕴.docVIP

浅析《霍小玉传》“复仇”结局的多重意蕴

一、“复仇”结局的反传统性

“复仇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以超常态的、极端性方式为特征的人类自然法则的体现。”古往今来，成王败寇是人类争权夺利的法则。为了生存，人类历史上从不缺少杀戮、掠夺，轮回的“复仇”行为也早已司空见惯，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政权更迭以合法性。文学作品关于“复仇”的叙事数不胜数，而且“复仇”这一残忍暴力的行为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了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手段。大多数古代小说中的复仇主人公大都代表正义的一方，因被奸人所害而家破人亡，历经磨难、忍辱负重之后，寻遍天下报仇雪恨，后浪迹江湖，做一名逍遥的侠客惩恶扬善。这样的复仇叙事读来让人如此痛快，拍手称赞，因为主人公由弱者成长为强者，高举正义的旗帜，呼喊着“替天行道、匡扶正义、锄强扶弱”的口号，他们将每一个劳苦大众作为自己的同盟，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护和尊敬。他们的“复仇”是具有高度荣誉感的，或者说得到了“他人认同”，故而在复仇时会考虑社会影响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些外在的因素会直接决定他们的行为，最终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偏离自己情感上的选择。这样一来，霍小玉式的复仇便自然而然受到了一些批判。究其原因，首先因为她是女性，而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应该是也必须是温柔贤惠、知书达礼的；其次还由于她的痛苦是她自己选择了一条更坎坷道路的结果，她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而痛苦，这样极具个人主义的复仇不能代表每一个普通人的利益。因此，有学者就批判《霍小玉传》“复仇”式结局存在的合理性，认为霍小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过于残忍，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也不符合女性自古以来温婉端庄的特质，损害了霍小玉本身的形象以及传统女性的形象，失去了美感和艺术性。杨经建认为“西方文学中的复仇叙事追求一种至善论的伦理倾向,而中国文学则呈示出孝善论的本色”，柏拉图定义“至善”为“以自身为目的，不企求具体世界来与自己相映衬”。如果按照“孝善论”去看待小玉的“复仇”，小玉是完全不符合的，她并没有为了大局，或者为了别人（母亲、李益或其他不相关的人）而忍让妥协。相反，笔者认为小玉的“复仇”正是一种对“至善”的追求，当然作者在创作的时候，自然不是主动让小玉成为一个追求“至善”的人，或许是一种巧合，让小玉成为了这种具有个人主义的女子，让她摆脱了中国传统儒家对女子的要求。事实上，《大学》中也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但显然这里的“至善”并不是柏拉图认为的至善，中国传统的“至善”更多的指个人对别人、社会、国家的善，它的确是一种高级的善，也包括自身道德的完善，但这种完善绝不包含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柏拉图的“至善论”是以个人的幸福为最终目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认同的，而且是“善”的。同时这种“至善”还体现了一种纯粹性。对霍小玉来说，她在有限的生命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渴望温暖和被爱，尤其是处于青春时期的她，一旦尝到了爱情欢愉的味道，便越陷越深，无法轻言放弃，即使离开人世、失去肉体，她依旧要遵从她的本心——继续追求和守护她的爱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谁、失去了什么，她也毫不在乎（不能说毫不在意，只是说她选择站在爱情和自己这边）。尼采曾说：“我要单独而绝对地拥有你，不光要单独地爱，而且要单独地被爱。”爱情本就是一种自私的爱，霍小玉也只是一个普通女子，你可以说她自私，但你不能否认她的执着与单纯。她没有过多的心机，只是一头扎进爱情这泥潭中，尝遍个中滋味，哪怕最终无法挽回，仍要一厢情愿地用别人无法理解的行为，甚至承担被人唾弃的风险去守护她的爱情。她的“复仇”丝毫不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复仇”模式，在形式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也使小玉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二、“复仇”背后的“痴情”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爱情无法用言语阐述清楚，却让人心向往之、憧憬之，同时也让人悲喜交加。《莺莺传》与《霍小玉传》都是唐传奇经典的爱情悲剧，但其结局却非常不同，这就免不了引得人们将二者进行比较。一般观点认为崔莺莺软弱无能，只能无奈接受被抛弃的现实，《中国文学史》说：“当她意识到张生将要抛弃她时，却无力起来斗争，只能自怨自艾，听凭命运摆布。”有了崔莺莺作对比，霍小玉似乎自然显示出了顽强的反抗精神。其实仔细分析对比之后，可以发现崔莺莺并非逆来顺受、软弱可欺，霍小玉也不是为了“报复”而“复仇”，种种行为只是因为她太痴情。

首先，从二人对于男方的离去采取的态度来看，崔莺莺在得知张生不回来后，很心痛甚至抑郁，但是最终她也没有散尽家财去寻找他，最终另嫁他人，张生也另有所娶。许多人说这里的崔莺莺是软弱的，不得不接受被抛弃的现实，忍辱度过余生。但是，笔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