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钗记》的送别空间书写与情感抒发.docVIP

《紫钗记》的送别空间书写与情感抒发

一、引言

“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1]随着嘉靖、万历年间陆王心学的日益兴盛，程朱理学主导地位受到强大冲击，社会掀起了思想变革的风潮。在“主情”文艺思潮席卷中晚明文坛的社会语境下，戏曲作品以真情抒发为美，主张“言情”“写情”。才子佳人剧风靡一时，所谓“传奇十部九相思”[2]也就不足为奇了。洪升认为传奇作品欲胜出，非“言情”不可，即传奇戏曲语意指涉情，内容表达情，叙事结构创设适合抒发情，以顺乎人情，“独抒性灵”[3]，强调传奇叙写男女真情的文学功能。

古典戏曲中经典离别场面的呈现，常常与具体空间相结合，通过比兴移情于景，刻画角色对空间景致的感受，来表现角色在特定时空下的心绪情态与内在心理世界。著名的如《西厢记·长亭送别》《汉宫秋·灞桥饯别》《梧桐雨·秋雨梧桐》《长生殿·埋玉》等，都是通过对季节特征明显景物的描绘，寓情于景，将主观情感与客观之景融为一体，形成情感内蕴丰富的情境空间，来呈现剧中角色伤情别离的悲苦凄伤之情及其对真情的追求。

《紫钗记》中也不乏离别之情的书写。剧中男女主人公离别有两次，一是李益赴洛阳参加春试，二是李益参军远赴玉门关外。这两次别离，都给霍小玉带来了无限悲情愁绪。尤其是李益远赴玉门关，前途难料，归期不定，更让霍小玉如历生离死别，伤情难抑。曲家缘情布景，使物我情融，在花院、家门、灞桥等具体空间中，书写别离之人，特别是女主角霍小玉哀怨、悲戚、伤情、不安、期盼等诸种情感与心绪，形塑了霍小玉痴而不舍的钟情形象，构建了足以创造审美意境的送别情境空间。

存在于相同空间的主体，性别不同情感体验亦不同。无论是短暂的赴试别离，还是从军塞外的长久离别，男女主角的情感体验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紫钗记》送别空间建构与性别的强化、区分和塑造具有重要的联系，送别空间的面貌、特征等也因此而呈现出性别化的特征。

《紫钗记》送别空间场景构建，不仅尽情书写了剧中人物的离别心绪情态，形塑了鲜明生动、立体传神的人物形象，还唤起了受众广阔深刻的情感体验和空间联想，使他们在情感升华中对剧作至情理想产生更深入的体悟与思考。《折柳阳关》送别场景和情境空间书写，也藉以折子戏的形式久演不衰，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

二、花院空间:春闱送别惹情愁，花院盟誓言至情

以空间区隔为特征的传统性别文化，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内存的意识形态，也是再传统不过的意识。中国古代社会强调风俗教化之本，“男女大防”的性别空间区隔是政治管理和风俗治理的核心所在，女性的活动空间基本被限制在闺房、花园等家园之内。女性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无论惜春、悲秋，还是念情、思远，基本停留在深闺之内、梳妆台前、亭台楼阁。社会上的大多数空间是排除女性的，大家闺秀更不宜抛头露面，即使对普通底层女性而言，社会空间限制也是非常之多。这种性别空间区隔，虽然事实上并非绝对如此，却是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成了才子佳人爱情故事叙事的前提和基础。

“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性别化格局，使男性可以在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女性只能待在家庭私性空间中。唐代，后花园成为家园的一部分，也因此成了性别空间的模糊地带。作为私人宅邸，后花园成为女性亲近大自然，抒发情感的所在。另外，后花园也是男主人陶冶性情的场所。这又为古典爱情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形塑了哀怨、感伤的女性审美形象。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4]才子佳人婚后恩爱幸福，正当夫妻二人沉浸幸福欢愉之际，书童秋鸿传来了天子留幸东都洛阳，开科取士，京兆府起送的消息。李益吩咐秋鸿“快安排行李，渭河登舟也”，言语间尽显热衷功名的迫切之情，并没有表现出对妻子的留恋不舍，但霍小玉却不无担忧惆怅：

〔旦〕新婚未几，明日分离，如何是好？李郞，你看我为甚宫样衣裳浅画眉？只为晓莺啼断绿杨枝。春闺多少关心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妾本轻微，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生。(第十六出《花院盟香》)[5]67

艺术的魅力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入探索和真实描摹。霍李二人花院游赏，满心愉悦，但恰在这特定时空交叉点上，却面临别离，霍小玉情难自已，她心灵深处交织的依恋、伤情、痛苦、忧虑等内在心理和情感，马上多层次多色彩地展示出来。从着装画眉尽现春愁到和盘托出夫婿未必了解的自己内心的隐忧，再到运用典故加以强化，直接展示她欢爱之际愁从中来的痛苦矛盾心态。

李益一心想跳龙门、登金榜，对前途抱有无限憧憬，并信心满满，霍小玉则怕夫君登第后章台问柳，画眉别描。霍小玉的深情依恋和依依不舍，与李益对新婚生活的满足和考取功名的急切，形成了鲜明对比。春闱赴试具体语境下的送别情境空间书写，男女主公心情何以迥然不同？

其实，霍小玉自婚后，内心隐忧就一直存在。这与当时代女性所处的空间隔离状态密切相关。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