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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如何领导学校？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渐渐成了普世的价值观。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出现了许多一所普通学校遇到一位好校长而成为好学校，一所好学校因好校长的离去而由盛而衰的现象！我更希望一所学校不要因为校长而兴衰，而是因为学校文化的传承而持续健康地发展。学校文化的传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校长是否实现了教育思想上的领导，是否把关于什么是教育、教育的价值何在、教育的目的何为等教育的基本问题所组成的价值观深植于学校的文化基因中、师生的言行中。

我始终想办一所好学校，但一直不想成为那个把学校的盛衰系于自身的好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说：“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对苏霍姆林斯基这句名言的理解，我做校长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解。

初任校长时，凡事以身作则早出晚归、坚持带课、懂得专业、遵循规律、关心师生、善建制度、公平公开等等是我作为校长的信条，在这些信条的指引下，我做校长取得了一些成绩，学校也有了一些发展；换了一所学校之后不久，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认识了李希贵校长，他本人、他的北京十一学校以及他的专著对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给予学生课程选择权、让每位教师成为自己的领导者、给予教师岗位选择权等方面；二是重温了《领导力：如何在组织中成就卓越》这本书的第四版。“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激励人心、使众人行”成为我的教育领导的座右铭。近五年的时间中，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和教职工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赋予个体选择权并为自身成长和发展负责、以发现的目光鼓励和支持教职工发展、面对办学中的诸多困难以改革创新的姿态赢得新空间……我再次成长，学校继续发展，但这个过程相较以前是无比的艰难。事后反思，应该是因为这时的我已经由行政的领导向思想的领导转变，而对人思想的领导本来就是最难的。到了现在，对学校的领导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期间，我多次被专家问到：“你的教育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来，但也有些不以为然---弄什么玄虚，作为实干家能办好一所学校就好，还非得要什么教育思想吗？最终，迫于形势，静下心来读了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等书后，汗颜之至。这时这才认识到，作为校长，只有真正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有全面深刻的认识理解，才能始终坚定办学的方向，才能真正地遵循规律办学，才会减少甚至不犯一些普遍的低级的错误。也只有到了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对苏姆林斯基的话有了真正的认识。

作家陈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以自由看待革命”一文中写道：“英国人不把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而寄托在自己的自由和个人奋斗上；法国人则热切地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切，当政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革命、推翻政府，希望下一个政府就是自己理想的那一个。大革命之火于是熊熊燃烧。”今天英国之脱欧和法国之黄背心运动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我们总是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把学校的好坏寄托在校长的好坏上。人们急切地希望遇到一位好校长，建成一所好学校。当预想中的好校长没有如期降临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更换校长、选择学校、创新理念，希望下一个校长、学校或理念就是自己的理想的那一个。我理解每一位家长望子成龙，希望英雄式的好校长出现以便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心愿。问题是，好校长就一定能成就一所好学校吗？

著名戏剧作家布莱希特的经典之作《伽利略传》中有这么一个片段：1633年6月22日，伽利略因为论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法庭抓获后，已经在监狱里关了23天。当伽利略的学生以为他不会妥协而相互拥抱庆贺时，妥协了的伽利略走出了教堂。他的学生到安德雷亚大声地冲着走来的伽利略怒呵：“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伽利略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自开始承担学校的管理工作以来，我可以承受工作、生活中的一切压力、苦恼，努力解决工作、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并且始终以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但有一件事我始终无法忍受：成为制度的东西从领导到教职工总有人不去遵守，中层领导只要一变化新任者经常从零开始开展部门的工作，一些本来应简单可以照章执行的事情却需要周而复始的由“英明”的校长做出决定。传说，古希腊柯林斯国王西西弗斯死后获准重返人间去办一件差事，但是他看见人间的水、阳光、大海，就再也不愿回到黑暗的地狱，结果他触怒了众神。在召唤、愤怒和警告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神决定对他予以严厉惩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因自身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屡推屡落，反复以至于无穷。神认为这种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是最可怕的惩罚。

许多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西西弗斯一样，虽然努力但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我宁愿大家相信制度也不愿大家相信我；宁愿看到制度带来有序也不愿享受权力带来的威严。将学校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