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记忆：近代上海月份牌中的绘画实践与审美风尚.docVIP

视觉与记忆：近代上海月份牌中的绘画实践与审美风尚

一

上海原本是隶属于苏州府的一个小县城，在1843年《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正式开埠。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大量涌入，对外贸易被完全打开，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到了开埠后的第五年即1848年，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已有159人，开设了24家外国商行，还开了25家商店。到1870年，上海租界的外国人口已有1666人，外国洋行到1872年时也已达323家。”①

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上海开埠，随着开辟租界、开展洋务运动、发展商品经济以及西方文化观念和先进技术的传入与应用，当时中国历史上最活跃、最发达的经济、文化、艺术都向上海聚集。

西学东渐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一同输入中国。上海人对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②。上海的开放、西方文化的输入令上海人惊讶、跟风模仿，甚至西式的生活都成为上海人追逐的时尚。“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官宦人家都开始积极让家族的子弟接受西式教育。如1881年，中西书院招收的首届200名学生，大多出身上海富庶的家庭。上海人当时学习西文，连母语也打上了西方印记，洋泾浜英语就是例证。”③

上海在中西文化相互摩擦和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形式——海派文化。“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气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沪上习俗之创新立异，更变无常。一切器玩饮食以及寻常日用酬酢往来之事各有不同焉。有客籍之人旅游过此者，谓之较两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车马有不用焉，衣服有不同焉，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观之，则其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已变焉，有数月而即便焉。”④

海派文化的本质就是求新求变。在海派文化的影响下，上海出现了旗袍、沪剧、海派绘画等，无不体现着海派文化的求新求变。上海商业繁荣，印刷技术先进，文化多元，新型绘画人才不断崭露头角。

随着上海经济的增长，外国商品在中国销售得越来越多，外国商品在市场中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外国商人需要采用各种促销手段来贩卖商品。对于当时的中国大众来说，这样的促销并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因此画片并没受到欢迎。外国商人重新探索将画片转换成能被中国大众所接受的促销形式，月份牌便应运而生了。“后来外国商人们才逐渐懂得利用中国传统的国画、年画和用月份牌作商业宣传，对他们更有利。利用这些画来加上广告，在年终赠送，受者一贴便是一年，甚至几年，宣传作用就很大。”⑤

月份牌是商家为了倾销商品而要求画家绘制的商业美术形式。作为商业美术的月份牌，是经济状况的一个风向标。月份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月份牌的繁荣与衰落。

月份牌作为迎合大众文化的商业美术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1876年1月3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主题为“华英月份牌”的广告：“启者，本店新印光绪二年月份牌。”⑥这是月份牌首次出现。时隔6年，1883年1月25日《申报》刊登的另一则《奉送月份牌》的告示，明确了月份牌最初是以附加在商品上的绘画形式来吸引消费者以迎合大众文化的：

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准于明正初六日随报分送，不取分文。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于行间，最易查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堪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毡，无不相宜。⑦

城市大众文化一般被视作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表现欲望的机器”⑧。月份牌反映了当时城市大众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月份牌画家因此绘制了大量时尚、享乐和情趣题材的月份牌，这样既满足了大众的精神欲望，又实现了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由于月份牌无法体现艺术家的个人风格，以致月份牌创作者鱼龙混杂，他们进行创作取决于商业需求而非艺术动机。

二

月份牌作为一种商业绘画，其目的是迎合大众审美，通过吸引大众购买商品，促进商品销售，商品也因此带有媚俗趣味。鲁迅先生于1930年2月21日在中华艺术大学演讲时更对月份牌画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今天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之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这种病态，不是社会的病态，而是画家的病态。画新女性仍然要注意基本技术的锻炼，不然，不但不能显新女性之美，反扬其丑，这一点画家尤其要注意。⑨

与其说月份牌绘制者是书画家，还不如说他们是工人，即使原本具有艺术家身份的绘制者，在商业资本的操控下也只能去迎合资本家、迎合大众，最终沦为画匠，故而不被艺术界认可。娱乐意味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