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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西南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1引言

气候变暖正对全球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经济稳定构成重大考验。这一问题主要由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引发，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核心议题。农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业部门的有效参与。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追求农业“低成本、高产量”的目标，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使当地农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西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挑战。农业作为该地区的重要产业，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规模持续扩大，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传统农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引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建设农业农村，深刻改变了农业的发展方式，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1]，对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并将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增添强大动力。首先，数字经济可以运用数据新要素，对原有要素分配方式加以调整。数字经济能够依据农业生产现状，缓解农业要素错配，重塑原有要素配置结构，实现对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其与下游市场更加顺畅、有效地连接起来，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具效益性，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农业农村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新动力[2]。其次，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农民实行更加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数字普惠金融为广大农业农村群体提供了金融保障和先进的科技与服务，从而间接提升了农民的金融素养，提高了农业农村生产社会化水平，从而有助于农户拥有更强的绿色生产意识和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与方法[3]，推动其生产行为绿色低碳化，实现农业碳排放的减少。此外，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核心动力，以其固有的绿色属性，通过集成创新的方式推动农业的碳排放降低。同时，借助信息通信技术，为农民提供符合环保标准的低碳肥料和有机肥料，增强其辨别优质生产资源的能力，有利于避免低质量生产资料的滥用。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树立。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和理念，增强了消费者的便利性，进一步促进了居民消费[4]。而消费能力的提高使居民偏向于购买生产标准更高的绿色农产品，这有助于建立更为严格的生产体系，并有助于鼓励农民选择更为绿色的生产手段，进而抑制区域农业碳排放。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有负向抑制作用。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2.1固定效应模型

本研究将农业碳排放总量（记为ce）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记为dig）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因素，本研究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记为Z）。

式中，ceit代表i城市在t年份的农业碳排量；digit代表i城市在t年份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Zit代表除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μit和λit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α0为常数项；α1、β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2.2变量说明

①被解释变量：农业碳排放总量（lnce）。根据以往学者[5]的研究，农业碳排放主要来自种植业和畜牧业。种植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所需的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农用柴油、农业翻耕和灌溉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畜牧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反刍动物（猪、牛和羊）在消化过程中肠胃发酵产生的甲烷（CH4）；二是动物粪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N2O）等温室气体。本研究采用IPCC（2007）推荐的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农业碳排放。

②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在当前的研究领域，对于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估和测量，尚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统一指标体系。参考赵涛等[6]的研究，本文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

③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为了减少遗漏变量所带来的估计偏差，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数字经济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人口规模（popu）采用地区总人口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gdp）采用农业生产总值表示，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城镇化率表示，产业结构升级（is）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表示，农业机械化（mac）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额与该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地方进出口总额与该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为减少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人口规模、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机械化取对数处理。

2.3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