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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持股与企业现金股利的关系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1员工持股计划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发表了《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基本观念。威茨曼认为，分享经济是一个非常有效且有益的经济模式，它将有助于增加公司生产规模，从而提高总产量，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来提高就业。那么，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利润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分享、经济平衡且发展前景良好的状况，需要作出很多改变。员工持股计划便是其中一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形式。

对于这一计划对员工心理和行为激励作用的方面，不同的学者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DermotMcCarthy等（2010）指出员工持股计划影响员工态度和行为范围和程度受限，因为仅仅依靠员工持股计划仍然不能够建立起明确界限来界分员工参与感和其绩效、奖励。Ren等（2019）研究发现，一般来说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的绩效显著低于实施的公司，即使这一激励方式的效果会被其强度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搭便车”影响。王砾等（2017）认可了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劳动与利益绑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员工实现了激励作用。祝建军（2002）也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认为员工持股计划对高层或管理层来说，可以强化经营者的监督动机和自我监督意识；对普通员工来说，可以调动积极性。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激励效果受到局限或者并不明显。呼建光（2016）研究得出在市场的认知下，假如企业员工总数过高，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会被由此带来的造成的搭便车问题阻碍。赵燕霞（2020）在研究国企混改时发现，这一背景下存在着员工缺乏积极性和持股比例受限等难点限制激励作用。

1.2现金股利文献综述

现金股利是通过对投资股东作出回报，作为上市公司对其经营一定时间段内所得成果分配的一种方式。公司能够选择派发股利或者不派发股利，根据公司本身的运营情况、对于未来发展前景的预估，作出具体的股利政策。如果公司想要发放现金股利，企业一般都会先确定其自由现金流的情况，同时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盈余来应对随时发生的风险或者可能出现的其他投资机会。

国内外对于现金股利分配的研究大部分关注点在于其影响因素上。从宏观角度看，研究市场发展程度、市场反应、货币政策、政府战略和法律规范等因素对于股利分配的影响。BoothL和ZhouJ（2015）研究得出了市场发展程度对于公司股利的发放是正面影响，这里股利的发放包括发放倾向和股利支付水平。翟华明（2019）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在政治家关联和现金股利之间具有中介效果。BlissBA（2013）发现当财务危机时，由于外部条件各方面都相当困难，公司往往会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立刻变更支付政策，同时，对于财务约束大、对外资本依赖性高的企业，它们在面临财务危机时会有较为明显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下降。对于货币政策对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朱保（2020）研究发现，较宽松的股利政策会导致企业不愿意发放或者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水平。

从微观角度看，研究公司治理、股权结构、高管持股比例、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具体的财务指标等因素对于股利分配的影响。张丽萍和付玉梅（2017）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层的水平和高管的持股比例对现金股利的发放倾向有着显著影响，且当公司治理层水平越好、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就会越低。Campelloetal.（2017）等人从融资约束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实证证明，当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上升，资金流动困难时，其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和倾向会下降。贾洪文（2019）结合股利迎合等理论，指出管理层的自信过度会造成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倾向低，管理层在作出决策时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高度理性的角色，他们的理性程度有限，所以在此种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将导致现金股利发放不稳定。

1.3员工持股计划和现金股利间关系的文献综述

PughWN和JaheraJS（1999）认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并且研究发现，实施这一决策的公司在资本支出和股利水平上均得到了提高。FauverL、FuerstME（2006）在对德国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后指出，在公司内部，对于管理层来说，员工作为一种强力的监督“手段”，能够大大帮助上市公司解决代理成本的问题，基于此，员工持股计划作为激励员工工作方方面面的一个决策，其实施促进了公司支付现金股利。BalachandranB.（2017）指出，不考虑内部持股性质问题，内部人持股，例如员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的发放产生积极作用。

孟庆斌等（2019）则认为，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有助于个人提高工作努力程度，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企业价值，而这种价值也能够体现在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上，从而提高了外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章卫东等（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