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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武当山佛道之争

武当山自古是著名的仙山胜地,处于中国腹地、秦岭山脉大巴山东段。此地气候温和,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既适于观赏和居住,也便利陶冶人的性情,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理想的世外桃源。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奇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必然为教所瞩目。在中国当宗教由多神崇拜发展到至上神崇拜,由部落宗教发展到民族宗教的时期,又大致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同步。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华北平原沿黄河中下游一线的长安、洛阳、开封。武当山的位置恰好位于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交割地带。西北距西安(长安)280公里,北距洛阳约290公里,东北距开封400公里。这种偏离京都,又不离京都的若即若离的环境,非常适合宗教的发展。加上武当山与当时的名山华山相距250公里,嵩山仅相距300公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座名山其主峰高度又在海拔1400-2000米之间,既适合于攀登又不容易攀登,故十分引入注目。特别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也促使各种政治势力向南方倾斜。这些因素促成了武当山迅速成为仙岳朝宗的天下名山。

最早到武当山的是西周末年的尹喜,尹喜相传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第一个学生,早年为西周康王之大夫,见世道日渐混乱,要求离开京城到函谷关当关令,时逢老子度关,尹喜执弟子礼迎拜,得道德二经,便托疾不仕,隐居武当。西汉初年,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戴孟率领大队人马到武当山采药,戴孟见这里环境怡人,药材丰富,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回京交差后,便弃官不做,返回到武当山修炼。魏晋时期到武当山采药的人更多了。北魏丽道元《水经注河水》说武当山“山形特秀,异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婷婷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武当山便有了“仙室山”的别名。

唐代武当山成为一个泛宗教的场所,道教、佛教利用自身优势涌向武当山,为争夺这块风水宝地,双方展开剧烈的辩论,据宋、李麈《武当山赋并序》:“彼佛藏之文,暨道家之书;辩须弥与铁围,矜蓬莱与方壶。或以为西天之冶所，或以为列仙之所居。佛教说武当山是西方净土,道家则说武当山是神仙之府。由于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争论一时陷人僵局。“既莫究其信诞,又安议其有无。”于是佛道两家开始争取上层统治者。

唐代开国皇帝推崇道教,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唐高宗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则封老子“大圣祖高上金阕玄元天皇大帝。”皇室的这些举措对道教的发展十分有利。唐贞观年间,天下大旱,均州刺史姚简在武当山灵应峰祷雨有灵,唐太宗闻奏立即救建五龙祠。遗憾的是道家并没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发展,信徒们依旧居住在洞穴和岩凹里“面壁作观,问法立雪”。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则不然,他们巧妙的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据《大藏经》记载,唐上元二年(761),武当山僧人慧忠应诏赴京讲经,大得唐肃宗李亨的赏识,被尊为国师。慧忠借机奏请皇帝在武当山敕建太乙、延昌、香严、长寿四座寺庙,各请藏经一部,并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奉迎国师的典礼。唐代宗李像继位后,继续支持佛教，使其在武当山得到较大的发展。佛教在武当山不仅建有“炫焕翠微碧瓦鳞布、朱栏量飞”的“梵宫”;而且在狮子峰东西开凿了石窟佛像。就在佛教大建梵宫时,而道教诸岩“或完或堕,怅昔人之安在?弃旧德以如归。或苍苔之封户,或垂蔓以穿扉,匪值时迁而事异,抑亦物异而人非。”这种屋倒人散的凄凉情景,大有被佛教挤出的势头。唐末道士杜光庭借着删定的《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的机会将武当山列为第九福地。而道教实际情况已不能与佛教势力比肩了。

宋元时期武当山成为玄武的神灵之宅。特别是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对武当山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武当山成为宋元帝王祈祷的洞天福地。

北宋帝王十分推崇真武,原来赵宋立国,以“火帝为感生帝”,封火气之精黑刹将军为圣保德真君。宋,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天造皇宋,运膺火德。”考虑到“火德之盛兆”不利于国家之长久,根据阴阳五行“水火既济”,相克相生的理论,决定同时奉祀水神真武。希望真武“克相炎宋”保佑社稷,真武成为“社稷家神”。宋真宗封真武“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借着朝廷册封真武的机会,五龙祠的道士上书奏请皇帝将五龙祠升为五龙观。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皇帝赵佶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仙举火“擎之南游。”第二天请道士圆梦,道士便说,这是火神出游,可请真武相克,徽宗下令在真武的神灵窟宅武当山展旗峰敕建紫霄宫供奉真武。这是一个规模和建制上都超过佛教太乙、延昌、香严、长寿的大型宫殿建筑。道教在气势上第一次超过佛教,同时,著名道士陈抟、邓若拙、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造、曹妙观等云集武当山,兴修庙观,整顿教务,编修道经,宣讲教义,武当山的道教由弱到强将佛教排挤在一边。更有甚者,佛教刊刻在狮子峰的石窟的造像,也被道教改为老君像。明·王世贞《弇州续稿》:丘处机之徒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