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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三个规定个人自查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我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记录填报是否全面、制度执行是否严格、思想认识是否到位”等核心问题，通过个人自查、案例复盘、同事访谈等方式，对2024年以来遵守“三个规定”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刻反思，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自查工作开展情况与总体成效

2024年以来，我始终将“三个规定”作为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的“生命线”，通过参加单位组织的专题培训6次、支部学习12次、典型案例剖析会4次，系统学习了“三个规定”的核心要义、填报要求及违规后果，累计记录《过问或干预、插手司法办案情况记录表》17份，其中外部人员过问案件3件、内部人员过问案件2件、与当事人及律师接触交往备案12件，所有记录均做到“一事一登、要素齐全、客观真实”。在具体案件办理中，严格执行“三同步”要求（同步记录、同步留痕、同步上报），全年承办的42件民事、行政案件中，未发生因违反“三个规定”被投诉或通报的情况，案件服判息诉率达91%，当事人满意度测评连续三个季度位列部门前30%。

从成效看，一是思想防线更加牢固。通过常态化学习，深刻认识到“三个规定”不仅是约束，更是保护司法人员的“护身符”，“逢问必录”的自觉逐步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例如，2024年8月承办某合同纠纷案件时，当事人通过亲属辗转找到我同学，希望“了解案件进展”，我当场明确告知“不能违规沟通案情”，并当日填报了外部过问记录，事后该同学表示“理解你的原则，这样对大家都好”，避免了一次潜在的违规风险。二是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对“接触交往”的禁止性规定形成了条件反射式认知，全年与律师、当事人会面均在单位指定接待室进行，未发生私下聚餐、收受礼品等行为，与某律所主任因工作需要沟通时，主动邀请书记员在场陪同，并留存谈话记录，确保全程可追溯。三是制度执行更加严格。对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坚持“零容忍”，2024年11月，某同事因与当事人存在远亲关系，私下询问案件调解方案，我当场拒绝并提醒其“违反内部过问规定”，随后按程序向纪检部门报备，既维护了制度权威，也帮助同事避免了更深层次的错误。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三个规定”的严格要求，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思想认识的深度有待加强

对“三个规定”的理解还停留在“禁止性条款”层面，对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法治价值思考不够深入。例如，在参加上级组织的“三个规定”理论测试时，对“领导干部非职务行为过问案件是否需要记录”“司法人员配偶从事律师职业的限制性规定”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反映出理论学习的系统性不足。日常工作中，有时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2024年3月，某退休领导以“关心年轻干部成长”为由询问案件审理进度，我虽口头拒绝，但因考虑到对方已退休、“可能没有恶意”，未及时填报记录，直到季度自查时才补登，暴露出“怕得罪人”“怕被误解”的思想偏差。

（二）记录填报的主动性有待提升

对“非显式干预”行为的敏感性不足，存在“漏报”“迟报”现象。例如，2024年5月，某当事人在庭审结束后递来一张写有“希望法官多费心”的纸条，我当场退还并批评教育，但未意识到这属于“接触交往”中的“不当言行”，未按要求填写备案表；同年7月，某律师在微信中发送“案件材料补充说明”，我回复“已收悉”后未留存聊天记录，直到月度检查时才补录，反映出对“线上接触”的监管意识薄弱。此外，对“亲属过问”的记录存在顾虑，2024年10月，妻子的表弟因涉及一起执行案件，通过妻子询问“能不能加快执行进度”，我虽明确拒绝，但因担心“影响家庭关系”，未第一时间记录，而是拖延至3日后补登，违背了“即时性”要求。

（三）制度执行的刚性有待强化

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宽松软”现象，对个别“擦边球”行为抵制不够坚决。例如，2024年9月，某企业法律顾问在提交证据材料时，附带了一盒本地特产，我当场拒收，但未按规定向纪检部门报告“赠送礼品”的行为，仅口头提醒对方“下不为例”；同年12月，某同事以“讨论业务”为由，邀请我参加其朋友组织的法律研讨会，我虽未涉及具体案情，但事后未主动说明参会情况，存在“模糊地带”风险。此外，对“中介组织”的界定不够清晰，在办理某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时，对当事人委托的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是否属于“中介组织”存在疑问，因担心“过度限制”，未严格执行接触交往备案程序，留下了监管漏洞。

三、问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