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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结构抗浮设计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我国建设初期，国内建筑群体规模小，基础埋置深度较浅，且地下建筑相对较少，从而导致对抗浮问题关注度不高，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国建筑向高层、深基础、立体式发展，同时由于我们对抗浮问题研究存在不足，因此，笔者通过本文做了相应的研究。1978年，《高层建筑箱型基础设计与施工规程》[1]开始提及关于水浮力计算的相关规范强条。现如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提出关于抗浮稳定验算的方法标准[2]，《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3]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4]（广东省地标）给出关于抗浮设防水位的不同取值标准，《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标准》[5]及广东省基础设计规范分别给出不同水浮力的计算方法及地下水水头折减标准，《地铁设计规范》[6]给出关于结构侧摩阻力的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7]给出关于地下水勘察要求、参数测定和作用评价的标准。同时国内外学者也提出关于抗浮问题的见解，

周明[8]等根据不同土层中的孔隙水压力和静水压力的差异性，对地下结构所受浮力进行分析，其自行设计了一套尺寸规模最大的模型，并同时制作一套小模型，通过对比来分析尺寸效应，对不同埋深下纯水、饱和砾石、中砂、砂质黏性土中模型室底板受到的浮力及孔隙水压力进行了测试，并研究发现：饱和砂性土中的地下结构受到的浮力约为相同条件下水中浮力小约4％-8％，砂性土的密实度对侧壁的摩擦力有影响。砂质黏性土中浮力达稳定需要的时间比砂土中要长得多。但从工程安全考虑，在设计中可以不予折减。

黄俊光[9]通过梳理地下结构抗浮设计的重难点，发现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开展抗浮设计措施的探索其可操作性及效益是最显著的。其他关键设计点，可采用抗浮设计水位取实测最高水位、水浮力不折减、较少地考虑侧壁摩阻力、抗浮安全系数取上限等保守设计。对于超深地下车站，围护体系所能提供的抗浮力往往受限于压顶梁的抗剪能力，且当压顶梁处抗剪力足够大时，围护体系上部受拉严重，配筋率大，裂缝难于控制，不利于耐久性设计。

Hsu[10]通过数值分析和模型试验，研究了群锚在砂土中的相互作用。本构模型为SHASOVOD，可以模拟剪切过程中应变硬化软化和无粘性土的体积膨胀，并结合FLAC3D软件进行数值分析。

Small和Booker[11]提出了一种计算锚杆随时间变化的理论计算方法，对不透水锚的时间沉降特性进行了研究，并与有限元数据进行比较。

赵大星[12]通过实际工程案例，对该下沉式广场的上浮原因进行分析，对可采取的抗浮技术措施如压重、抗浮锚杆、泄水降压进行了对比分析，最终结合处理后的效果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采用抗浮锚杆处理方案提高该工程的抗浮承载力。

李本鹄[13]等提出抗浮设计应根据地下工程的结构形式、地质条件、浮力大小、施工条件和工期的要求等因素确定釆用何种抗浮措施。

鲜、孙海英、孙轶斌、吴立、陈飞铭、李书军、陈政治、王世明[14]~[21]等通过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构筑物的破坏形式，破坏原因，以及抗浮设计或施工过程中的不足，并提出合理加固稳定措施。

段昊[22]通过的扩大头锚杆在工程抗浮中的应用研究分析处扩大头锚杆与普通锚杆作用机理的不同，扩大头锚杆的三种破坏形式，以及扩大头锚杆的强化特征和经济效益。

高金宝[23]通过采用M-C本构模型、ABAQUS有限元进行模拟对扩大头锚杆的设计应用进行了优化。

骆冠勇[24]等对临江地下结构采用排水廊道渡汛抗浮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临江地下结构的主被动联合抗浮方法。根据临江承压“圆湖”公式，考虑越流效应，给出了临江排水廊道简化计算分析方法并进行了有限元验证。

陈维鹏[25]以北京地铁八号线永定门外站基坑工程为依托，研究了基于水下开挖的混凝土封底-分仓墙结构抗浮特性。使用PFC2D建立了墙体上拔的颗粒流模型，研究了微观上土颗粒上拔时的运动。在有限元分析软件midas/GTS中建立了基坑整体模型并根据实际开挖工况模拟了开挖全过程，在相同的安全系数下设计了配重法与抗拔桩两种方案，在软件中模拟，与新型抗浮结构进行对比，并分析了该结构对地下连续墙变形的抑制作用。

赵天杨[26]基于GFRP抗浮锚杆在中风化花岗岩中的拉拔试验，分析了不同粘结剂对GFRP抗浮锚杆锚固性能的影响，并分析得到GFRP抗浮锚杆的蠕变现象一般发生在施加的荷载达到其极限荷载的40%左右时，并说明GFRP抗浮锚杆在荷载达到一定水平荷载时不同锚固长度的锚杆均会发生蠕变现象。

罗引可[27]对抗拔桩及抗拔锚杆桩的工作原理、设计及试验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提出了采用抗拔锚杆桩和普通钻孔抗拔桩联合抗浮的设计思路。

党昱敬[28]通过对承压型囊式扩大头锚杆工艺沿革说明和承载机理分析，并结合现场试验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能在较小变形下提供较大的抗拔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