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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终末期患者诊疗伦理指南》

肿瘤终末期患者诊疗活动需以伦理原则为基础，聚焦患者核心需求，平衡医学技术、患者意愿与社会价值，确保诊疗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与人文关怀。本指南适用于经多学科评估确认肿瘤已进入终末期（通常指无法通过现有医疗手段实现治愈，预计生存期≤6个月，且主要治疗目标转为症状控制与生活质量维护）的成年患者（包括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因疾病导致行为能力受限的患者），涵盖门诊、住院、居家及安宁疗护机构等全场景诊疗照护过程。

一、基本原则

1.尊重患者自主性：以患者为中心，承认其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与权利。医护人员需通过有效沟通确保患者（或其合法代理人）充分理解病情、可选方案及潜在后果，尊重其对治疗目标（如延长生命、缓解症状、维持尊严）的自主选择。即使患者选择与医护专业建议不一致的方案（如拒绝有创抢救、要求有限治疗），仍应在不违背医学伦理的前提下予以尊重，但需明确告知风险并记录决策过程。

2.避免不当伤害：严格评估医疗干预的获益-负担比。对于终末期患者，任何治疗（包括药物、检查、手术）均需以“减轻痛苦”为首要目标，避免因过度追求“延长生命”而实施无临床意义、仅增加患者身心负担的措施（如终末期患者的反复化疗、无效的机械通气支持）。需警惕“治疗惯性”，即因医疗流程或家属压力延续已无获益的治疗。

3.促进整体福祉：关注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及灵性层面的综合需求。生理层面需优先控制疼痛、呼吸困难、恶心等症状；心理层面需识别并干预焦虑、抑郁、存在性痛苦；社会层面需协助处理家庭关系、经济负担、未竟事宜；灵性层面需尊重患者宗教信仰或生命意义探索需求，必要时引入宗教人士或灵性照护者参与。

4.确保公平可及：避免因患者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照护资源分配不公。需为经济困难患者提供医疗救助信息，为居家照护者提供护理培训与社区支持资源，确保所有终末期患者均能获得符合基本标准的症状控制与人文关怀服务。

二、患者决策能力评估与自主权落实

1.决策能力评估：对于意识清晰的患者，默认其具备决策能力；若存在意识障碍、严重认知损害（如脑转移导致的痴呆）或精神疾病（如重度抑郁影响判断力），需由2名以上医护人员（至少1名为精神科或神经科专业）通过标准化工具（如MacCAT-T评估量表）进行决策能力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理解病情及治疗方案的能力、权衡不同选择后果的能力、基于自身价值观做出选择的能力、表达选择的能力。

2.知情同意的特殊要求：终末期患者的知情告知需采用“分阶段、个性化”模式。首次告知需简明扼要，重点说明疾病阶段、主要症状预期、可选照护目标（如积极症状控制vs尝试实验性治疗）；后续沟通需根据患者心理状态逐步深入，避免因信息过载造成心理创伤。告知语言需避免专业术语，必要时使用图文、视频辅助。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或语言障碍患者，应安排经培训的翻译人员参与，确保信息准确传递。

3.预先医疗指示（AD）与代理人决策：鼓励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患者提前签署AD，明确终末期希望接受或拒绝的治疗措施（如是否接受CPR、人工营养支持）。若患者未签署AD且丧失决策能力，需按照法律规定的优先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等）确定代理人，代理人需以“替代判断”原则（即推测患者本人意愿）而非自身意愿做出决策。当代理人与患者已知意愿冲突时，需启动伦理委员会评估。

三、症状控制的伦理实践

1.疼痛管理：严格遵循“三阶梯镇痛”原则，避免因担心“成瘾”而限制阿片类药物使用。需动态评估疼痛程度（如使用数字评分法NRS），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对于爆发性疼痛，需备好即释阿片类药物急救。需向患者及家属说明：终末期患者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主要目的是镇痛，成瘾风险极低（＜1%），不应因恐惧成瘾而牺牲镇痛效果。

2.呼吸困难管理：优先非药物干预（如调整体位、氧疗、风扇缓解空气流动感），药物干预可选用小剂量阿片类药物（如吗啡）或苯二氮?类药物（如劳拉西泮）。需避免盲目使用无创通气，除非患者明确要求且评估认为可能短暂改善舒适度。

3.心理与灵性痛苦干预：需常规筛查心理痛苦（如使用DistressThermometer量表），对于筛查阳性患者，及时转介心理科或精神科。对于存在“存在性痛苦”（如因生命意义缺失产生的绝望）的患者，需通过叙事疗法、生命回顾等方式协助其梳理人生经历，寻找意义感。尊重患者宗教信仰，允许其进行宗教仪式（如临终祈祷、涂油礼），必要时联系宗教团体提供支持。

四、家庭参与的伦理边界

1.家庭支持的必要性：家庭是终末期患者重要的照护者与情感支持来源，医护人员需主动与家属沟通，提供照护培训（如翻身防压疮、鼻饲操作）、心理支持（如哀伤辅导）及资源链接（如社区护理服务）。需避免将照护责任完全转移给家属，对于独居或家庭照护能力不足的患者，需协调机构照护资源。

2.家属意愿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