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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完善——基于

法定赔偿标准与司法传统的冲突

摘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全面实施，个

人信息权益的司法保护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个人信息

侵权案件中，受害人遭受的主要损害往往是精神上的焦虑、恐惧与安

宁被扰乱，但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却面临着深刻的困境。

一方面，新法旨在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

另一方面，我国司法传统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长期秉持谦抑、

保守的立场，要求以“严重后果”作为赔偿的刚性门槛，且赔偿数额

普遍偏低。

这种新兴法定赔偿标准与传统司法理念之间的冲突，导致法律规

定在实践中难以有效落地，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得不到充分、合理

的填补。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在当前司法

实践中的适用困境，核心目标在于剖析法定赔偿标准与司法传统冲突

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能够有效衔接二者、具有可操作性的

规则体系，为解决相关司法难题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

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实证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系统梳理了精神

损害赔偿的理论基础，并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以来的百余份相

关司法判决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实践在认定个

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时，仍普遍固守“严重后果”的要件，对于如何

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侵权人获利”或“酌定赔偿”等规则来

量化精神损害，缺乏明确路径，导致赔偿请求的支持率低、赔偿数额

畸低，未能实现对侵权行为的有效惩戒和对受害人的充分慰藉。研究

结论认为，完善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关键，在于从严格

的“严重后果”门槛，转向一种更具弹性的、类型化的认定标准。

为此，本研究提出构建一个“基础性赔偿+加重性赔偿”的二阶梯

次模型：对于恶意或规模化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应推定精神损害的

存在，并给予一个法定的基础性赔偿数额；对于造成了可证明的、超

出一般人容忍限度的精神痛苦或客观后果的，则应在此基础上，结合

信息敏感程度、侵权情节等因素，大幅提高赔偿数额。本研究得出的

核心结论，对于丰富我国侵权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内涵、指导司

法机关统一裁判尺度、以及真正激活《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救济功能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法定赔偿；司法传统；

严重后果；个人信息保护法

引言

在当今由数据驱动的社会大背景下，个人信息不仅关乎个人的人

格尊严与生活安宁，更成为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石性生产要素。伴随着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处理日益便捷，但与

此同时，信息泄露、数据滥用、精准诈骗等侵权行为也呈现出高发、

泛滥的态势，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在此背景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战略高度。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部旨在强力保护公民

权益的法律，其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提供的救济途径是否

通畅、有效。

在个人信息侵权领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受害人遭受的直接经

济损失往往难以计算，甚至为零，而其最主要的损害，则表现为一种

无形的、精神层面的痛苦。这种损害可能包括因个人信息失控而产生

的持续性焦虑、对潜在风险的恐惧、因骚扰电话或信息而导致的生活

安宁被侵扰，以及因隐私泄露而引发的社会性羞耻感等。因此，精神

损害赔偿制度能否在这一领域被有效激活，成为衡量《个人信息保护

法》救济功能强弱的关键标尺。该法第六十九条为侵权赔偿提供了计

算顺序：首先是受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其次是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

益，二者均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赔偿数额。这

一规定在理论上为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依据，但在实践操作中却遭遇

了巨大挑战。

然而，目前关于个人信息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

临着新法意图与旧有传统的深刻冲突。一方面，是《个人信息保护法

》所承载的、旨在加大保护力度、严惩违法行为的立法精神；另一方

面，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以来对精神损害赔償所形成的极其审慎和保

守的传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通常需要达到“造成严

重后果”的程度。这一“严重后果”要件，在传统的人身伤害、名誉

侵权等案件中，被解释为需达到足以致人精神失常、社会评价严重降

低等客观化、可量化的严重程度。当这一传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