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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内部协调机制的强化路径——基于2024年

沙特-阿联酋战略对接协议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之一，其

内部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关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然而，GCC长期以

来面临着地缘政治分歧、国家利益差异和统一经济愿景推进缓慢等挑

战。本研究旨在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2024年达成的战

略对接协议（SpecificStrategicAlignmentAgreement，此处指代

两国在能源、经济多元化、科技等领域超越GCC框架的双边深化合作）

为切入点，系统评估这一双边行动对GCC整体内部协调机制可能产生的

“双重效应”，并探讨GCC强化的潜在路径。研究采用区域主义理论和

多层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政策文本分析和比较区域组织机制的

方法，深入剖析双边深化合作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作为GCC“核心推动力

”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又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成GCC“机制性碎片化

”的风险。核心发现表明，沙特-阿联酋的战略对接，通过其在经济多

元化、主权财富基金联动和共同防御技术研发上的深度融合，展现出

一种“双核驱动”的趋势，这种趋势本质上是在GCC现有制度框架失灵

的情况下，通过“核心国家利益耦合”进行的功能性整合。研究结论

认为，GCC内部协调机制的强化路径，并非单纯依赖于提升GCC总秘书

处的职能，而更可能是通过这种“非正式核心圈”的示范效应和“自

下而上”的政策溢出，来推动其余成员国在特定领域的“选择性趋同

”，但同时需要GCC通过“弹性治理”模式来有效管理由此产生的速度

差异和排他性风险。

关键词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协调机制；战略对接协议；双核驱动；区

域整合；机制性碎片化

二、引言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自198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海湾阿拉伯国

家实现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地区冲突频发、全球能

源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GCC所追求的集体安全、经济一体化和政治

协调的愿景，对维护成员国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然而，GCC的内部协调机制长期以来备受挑战。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分歧

（例如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不同成员国在石油依赖程度和经

济多元化战略上的差异、以及在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关键议题上决

策效率的低下，都使得GCC的整合进程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和“名

存实亡”的争议。

近年来，GCC最大的两个经济和政治实体——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展现出一种超越GCC现有框架的、高度深化的

双边合作趋势。特别是进入2024年，两国在推动各自的“2030愿景”

和“2071百年计划”的过程中，在能源转型、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高

新技术发展、甚至军事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了一系列被媒体称为“

战略对接协议”的深度合作安排。这些双边协议的深度和广度，已经

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双边友好或简单的经济合作。它们本质上是

一种对核心国家利益进行深度捆绑的“超级双边主义”。

这种“超级双边主义”的出现，对GCC整体的内部协调机制提出了

一个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的深度战略捆绑

可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双核驱动”力量，通过它们的示范效应和规模

优势，克服GCC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推动那些停滞不前的区域一体化

议程。它们的成功合作可能产生“政策溢出效应”，促使其他成员国

（如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跟进并调整其国内政策以实现区

域协调。另一方面，这种超越区域组织框架的深度双边合作，也可能

被视为一种对GCC多边机制的“替代”或“绕过”。它可能引发GCC内

部的“机制性碎片化”，即在区域组织内部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核心圈

层，进而加剧其他成员国的边缘化感，并最终削弱GCC作为整体的凝聚

力和权威性。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2024年沙特-阿联酋战略对接协

议所展现的深度双边合作模式，应如何评估这种“超级双边主义”对G

CC整体内部协调机制的“双重效应”？GCC内部协调机制的未来强化路

径，是应该通过强化GCC中央秘书处职能的传统方式，还是更可能依赖

于这种“核心国家利益耦合”所形成的“双核驱动”和“选择性趋同

”模式？本文的研究目标是系统性地分析沙特-阿联酋战略对接的特

点、机制及其对GCC的潜在影响，并为GCC在当代复杂的区域地缘政治

中寻求有效的内部协调与整合路径提供理论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