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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预防原则”的风险决策逻辑——基于1992年《里约宣言

》原则15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应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之

环境风险的核心指导方针。本研究以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

宣言》原则15为核心文本，旨在系统性地剖析环境法“预防原则”所

蕴含的风险决策逻辑，并揭示其在传统“危害防止原则”与现代“风

险治理”范式转换中的桥梁作用及其内在张力。原则15的核心表述—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可靠

性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退化”——确立了

一种“不确定性不能作为不作为理由”的决策范式。研究采用法条诠

释学与风险治理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对原则15中的核心构成要素——

“损害威胁”、“科学不确定性”、“不作为理由”和“成本效益措

施”——进行逐一辨析。核心发现表明，预防原则的风险决策逻辑是

一种“最小最大值原则”与“反向证明责任”的混合体。它要求决策

者在科学信息不充分时，不再将“危害的概率证明”作为采取行动的

前提，而是将“危害的预期”作为触发规制干预的起点，并以“防止

最坏情景”为目标。这种逻辑成功地将风险证明责任从政府或公众转

移至潜在的风险制造者，实现了从“事后反应”向“事前干预”的制

度性转变。然而，原则15对“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的限定，又在“

风险预防”的理想与“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设置了持续的张力，暴

露了预防原则在实践中面临的“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的权衡困

境。

关键词

预防原则；风险决策；环境法；里约宣言；科学不确定性；成本

效益分析

二、引言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从传统的、可

识别和可归责的“污染”和“危害”，演变为具有高度复杂性、全球

性、长期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丧失、新型化学品污染等问题，其危害后果往往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

，然而对其发生的概率、程度和因果关系，科学界却难以提供充分的

、确凿的证据。在科学证据不足以支持传统“危害防止原则”（即要

求确凿的科学证明才能采取行动）的情境下，环境治理面临了一个根

本性的法治和伦理困境：是等待科学确定性（可能导致危害发生），

还是在不确定性下采取行动（可能导致过度规制）？

正是在这种对“科学不确定性下如何决策”的深刻反思中，环境

法中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应运而生。该原则

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Vorsorgeprinzip”，并逐步在全球范

围内获得认可。其国际法上的经典表述，正是载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15：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采用防备措施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可靠性

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退化。”

原则15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使预防原则获得了国际环境法“软法”

层面的普遍性承认，更在于它以一种简洁而富有张力的法律语言，为

不确定性下的环境风险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它要求决策者进

行“预防性的干预”，即使科学不能提供完全的支持。这种逻辑是对

传统法律思维的一次深刻颠覆，因为它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从“不

作为的法律理由”转化为“采取行动的法律前提”。

然而，这种颠覆性的决策逻辑并非没有争议。在国际贸易法（如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各国国内立法中，预防原则因其可能

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可能导致过高的合规成本、以及可能阻

碍科技创新而饱受诟病。这些争议的焦点，归根结底在于对原则15所

规定的风险决策逻辑——即“何时”和“如何”采取预防措施——缺

乏统一的、清晰的理解和操作指引。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里约宣言》原则15所蕴含的环境

法“预防原则”风险决策逻辑的具体构成要素是什么？这种决策逻辑

是如何通过“反向证明”和“最小最大值”等思维方式，对传统环境

治理范式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原则15对“成本效益”的限定，在实践

中对“预防”的强度和范围施加了何种约束和挑战，并揭示了预防原

则在指导风险规制时的何种内在张力？

为回答上述核心问题，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原则15文本的

逐词、逐句的法律和伦理分析，系统性地解构预防原则的决策逻辑，

并将其置于现代风险治理理论的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