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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语言测试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随着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发展，语言测试已经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语言测试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部分主要对语言测试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及成果做简要的梳理。

1.1国外语言测试研究概况

语言测试理论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Heaton,1991）：前科学时期，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时期，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时期，交际语言测试时期。其中后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语言测试模式，即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模式，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模式，交际语言测试模式。

20世纪40年代前的语言测试时期是前科学语言测试时期（Spolsky,1995）。在该时期，教师只把语言当作一门知识去教，尚未对什么是语言形成科学的认识。而这门知识主要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三大方面。因此，该时期的测试范围，仅集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

到了20世纪40年代，将心理语言学领域的一些方法迁移到了语言测试当中，形成了心理测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Lado（1961）在其著作《语言测试》中将语言能力分为语音、句法、词汇和文化。而语言考试则可以通过听、说、读、写来考察上述四方面的语言能力。同时，由于语言可以被分解成为若干构成元素，因此便提出了分立式测试，即每道试题只应考察一个考点。

随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Chomsky（1965）提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的概念。而且，语言测试界开始将目光放置于总体综合法的研究中。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时期。这一时期用于语言测试的题型较多的是综合题，如完形填空、口试、作文等（Brown,2005）。

80年代中期以来，交际法语言测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72年，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认为交际能力应该包括可能性程度、可行性程度、合适性程度及出现性程度四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Bachman（1990）则借鉴和发展了Hymes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交际语言测试模式。Skehan（1991）将这种语言测试模式称之为语言测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语言测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不断的深化。学者们陆续提出了测试有用性框架（BachmanPalmer,1996），基于证据的效验框架（Weir,2005）和评测使用论证框架（BachmanPalmer,2010）。

近年来，国外对于语言测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专门用途英语测试。该类研究的主要议题是测试任务的真实性，其主要焦点在于医学英语测试。Woodward-KronElder（2016）以权威医学委员会临床考试为参照，从话语分析角度考察了澳大利亚医学英语考试中医患角色扮演任务的真实性。第二，认知诊断测试。认知诊断测试是现代测量学与认知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可以诊断学生在认知加工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例如，Hardingetal.（2015）从语法知识、词汇知识、概括能力、推断能力等多个维度对英语阅读能力进行诊断。第三，测评素养。Popham（2009）认为测评素养主要是测试利益相关者在测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与运用能力。Jeong（2013）将教授语言测试这门课程的教师分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通过课程教学来比较他们对测评素养构成要素的看法。

1.2国内语言测试研究概况

虽然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但是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国内学者对语言测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该类研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一个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李筱菊（2001：37）从考试内容的角度为语言测试的效度下定义，认为“效度就是有效性，是指在多大程度上考了所要考的内容”。而杨惠中（2003）则是从学生出发，对效度进行界定，认为效度是指考试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实际反应。之后，韩宝成和罗凯洲（2013）将效度观念的演变作为线索，对效度及其验证模式的创新和应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效度及其验证模式的发展几乎遵循教育测量理论的演变。另一层面则是针对如何验证测试中的效度以及怎样在测试中实现效度和信度的问题，如怎样通过语言考试的因子结构，验证测试的效度（范劲松，2014）；如何实现听力效度（何勇斌，2005）等。

第二，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对于反拨作用的研究，不同学者分别以不同的角度作为着手点。辜向东（2007）从教师及教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考试对教学方法和教师态度等方面的影响。相反的是，俞理明（2009）则是以学生及学习为出发点，探究了中级口译资格考试对学生学习动机及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影响。亓鲁霞（2004）、邹申（2014）等人对近二十年反拨效应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进行了概述。董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