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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从业人员违反野生动物保护规定检讨书

尊敬的XX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县农业农村局领导，XX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位同志：

我是XX镇XX村村民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现从事农林牧渔综合生产工作，主要负责XX村集体林地巡护、村内农田水利维护及部分农户畜禽养殖技术指导。此刻怀着万分愧疚与懊悔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因我在今年X月X日的生产作业中，未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险些造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鸦鹃”（本地俗称“水咕咕”）的伤害，给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也严重违背了农林牧渔从业者应有的生态责任。经过这二十多天的深刻反思、向专业人员学习及配合相关部门调查，我已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的严重性，现如实陈述事件经过、剖析思想根源，并郑重承诺整改措施，恳请组织和群众监督。

一、事件经过：从疏忽到警醒的48小时

今年X月X日清晨6时许，我按照惯例到承包的XX山林区（位于XX村西南方向，面积约80亩，属一般生态公益林）进行日常巡护，重点检查是否有盗伐林木、违规搭建棚舍或设置捕猎工具的情况。巡至林区中段一处较隐蔽的灌木丛时，我听到类似幼鸟的微弱啼鸣声，凑近查看发现一只羽毛未丰的雏鸟卡在废弃的塑料网兜里——网兜是去年村民张XX家搭建菜园围栏时遗留的，因长期日晒雨淋已部分破损，但仍有几处尖锐的塑料丝缠绕在雏鸟腿部。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帮它解开”，但在操作过程中，我犯了两个严重错误：其一，未立即确认雏鸟种类，仅根据外观（黑褐色羽毛、长喙）判断为普通野鸟；其二，解开缠绕后，未按规定向林业部门报告，而是将雏鸟带回了家，打算待其恢复后放归山林。

当天中午，我妻子在整理厨房时发现雏鸟，随口说了句：“这鸟看着不像常见的斑鸠，喙这么长，会不会是保护动物？”我却不以为意：“山里鸟多着呢，哪能都是保护的？先养两天，等它能飞了再放。”直到X月X日晚8时，我在手机上刷到县林业局发布的“春季野生动物保护提示”，其中明确提到“小鸦鹃（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期进入繁殖期，雏鸟易因误触人为遗留物受伤”，并附有图片——我立刻比对家中雏鸟，发现喙部特征、羽毛纹路完全一致！

那一刻我浑身发冷，意识到自己已触犯法律。X月X日清晨7时，我带着雏鸟赶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经县野生动物保护站专家鉴定，这只雏鸟确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鸦鹃，因腿部缠绕时间较长（初步判断约12小时），已出现轻度淤血，但无生命危险。随后，专家对其进行了消毒处理，并于当日下午放归原栖息地附近的适宜环境。

二、错误根源：法律意识、责任意识的双重缺失

事件发生后，我反复追问自己：“作为有15年农林工作经验的‘老把式’，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经过深入反思，我总结出以下四方面根源：

（一）法律学习流于表面，存在“经验主义”侥幸心理

我长期参与村里的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也多次听过镇里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讲座，但总认为“保护动物离自己很远”“违规行为是盗猎、贩卖这些‘大事’”，从未想过“误触、未报告”也可能违法。比如，我知道“禁止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却忽视了法律中“发现受伤、搁浅或误入人类活动区域的野生动物，应当及时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这种“重禁止性条款、轻义务性条款”的学习态度，导致我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判断失误。

（二）职业责任感弱化，混淆“善意”与“合规”

我自认为“救鸟是好事”，却忽略了“如何正确救鸟”。作为农林从业者，我的职责不仅是完成生产任务，更应成为生态保护的“前哨”——发现野生动物异常情况时，第一时间报告专业部门，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而我仅凭个人经验处理，可能导致三个风险：一是误判物种，若雏鸟为更珍稀的保护动物，延误报告可能错过最佳救助期；二是不当饲养可能引发应激反应或疾病传播；三是若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为“私自圈养”，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和保护工作权威性。

（三）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态理念存在偏差

我们村地处山区，老一辈常说“山里的鸟雀都是‘野物’，伤了救一把是积德”。这种朴素的善意虽好，却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存在差距。过去，村民遇到受伤动物大多自行处理，认为“不伤害就是保护”；但现在，野生动物保护已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每一只保护动物的状态都关系着生态链的完整。我的错误，本质上是用“乡土经验”代替“法治思维”，没有意识到个体行为与全局保护的关联。

（四）日常巡护工作存在“走过场”现象

此次发现雏鸟的灌木丛，是我巡护路线上的“死角”——因地势较陡、杂草较多，我以往巡护时往往快速掠过，未仔细检查。那片废弃的塑料网兜已存在近一年，我虽注意到却未及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