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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问题 ?????????????????????李华瑞 [1]的方法，从900多年来影响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研究迭荡起伏、毁誉不一背后的“社会气候”，亦即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作一些探讨。 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南宋至晚清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 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这两条线索又较为集中地反映在自南宋至晚清时期历代史家和思想家总结北宋兴亡史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评论和批判的三个主要观点上。 （一），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于宣和七年（1125）发动灭亡北宋的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宋钦宗上台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右正言崔鶠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他说“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理学传人杨时也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象这种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的声音日渐高涨，因而，在这样的“时议归重”的背景下，宋钦宗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于靖康元年（1126）二月解除元祐学术禁令，四月恢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这样，王安石新学就丧失了独尊长达六十年的官学地位。北宋灭亡后，宋廷南渡，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严重危机，图存救亡就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政治问题。既然要图存救亡，就要检讨造成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推演新一朝的政治。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责任，用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不难理解，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宋徽宗一人，就是宋神宗至宋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了。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现实和历史的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这样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这当然是宋高宗的政治需要。 宋高宗的这个政治需要是通过改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来实现的。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宋哲宗时期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即所谓“朕最爱元祐”。绍兴四年八月一日，宋高宗召见宗正卿兼直史馆范冲，宋高宗对他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宋高宗对此甚表赞同，“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2]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由此可见，《神宗实录》的修撰，自神宗去世后，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而告完成。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就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3]。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朝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史臣在宋的《四朝国史?王安石传》的基础上编修的，其编撰特点是：一、在取材上所谓的“尽取诸贤之论”，实际上是尽取王安石反对派的伪造诋诬之辞，而且尽出于反对派所作之私书、杂史。从宋国史至元修《宋史》，作传者正是靠尽取诋毁之辞，采私史入正史，才完成了对王安石的彻否定，并造成从野史到正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二、“尽书王安石之过”，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如性格执拗、性情怪僻、好人同己、不修边幅，不能治身，诬谤王安石爱子“悍慓阴刻，无所顾忌”等。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四、为王安石盖棺论定，“‘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