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与之的仕宦与交游——以荐举制度为视角.docVIP

崔与之的仕宦与交游 ——以荐举制度为视角 ????????????????????? 崔与之（1158—1239）是两宋时期岭南出生的最著名的历史人物，其品德和政绩所产生的影响巨大而且久远，在当时及后世，均是激励后人的榜样。前人研究崔与之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本文仅结合宋朝的荐举制度，介绍他为官经历中受人荐举和推荐他人的经历，从中加深对崔氏本人的了解，以及荐举制度对当时官员交游关系的影响。 两宋时期，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为了减少任人唯亲、任人唯私对于官僚制度的影响，排除家庭出身、官员个人私情和好恶等非制度因素对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干扰，宋政府立国之初就逐步罢除了唐代科举考试过程中实施的公荐法、行卷制度等，在科举考试过程中推行主考官临时委任、别头试、糊名法、誊录法、殿试制度等等改革，遏制了荐举制度对于官员遴选过程的人为干扰。在宋真宗朝，特别是宋仁宗朝以后，进士及第与否已经完全凭借士人考场上公开考试的成绩来决定，考生的家庭出身等因素对入仕与否的影响大大减小，这是宋代和中唐以前的重大区别之一。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地方分权，巩固中央集权，宋朝全国官员的大部分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地方长官不再像晚唐五代的藩镇那样有较大的人事自主权，中下层官员由中央铨选部门统一考核任命，中层以上大部分官员由宰相府堂除，少数高层由皇帝亲自御笔除授。中央统一任命地方官员的弊端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法对众多官员的个性有充分了解，严格按照资历资格等标准差除，论资排辈，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当时全国自然环境、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加上交通不便，在四川、两广、北部沿边这些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难以有合格官员赴任。而这些地区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破格选用人才。所以，宋朝在这些地区实施了不同于内地的任官制度，在四川和两广，中央委托转运司依照吏部条法选任地方基层官员，在沿边有战争威胁的地区，实施了地方长官，主要是帅臣按照相关条例辟举（聘任）一些下属官员的奏辟制度，奏辟人即举主和被奏辟人都有相关的制度限定[1]。 宋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入仕时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是，在人事权极度集中的体制下，铨选机关有限的官员和吏人面对的是数万基层官员，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对官员的个人优缺点有全面深入了解，宰相府和皇帝也不太可能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备选官员有充分了解。所以，在官员的任命与升迁过程中，宋朝广泛地实施了推荐保举制度，让所有的官员都和荐举制度发生着千丝万缕的、终身分割不开的联系。按照当时的规定，几乎所有基础官员在其官职的历次升迁过程中，大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上级官员的推荐，大部分中层官员的提升也需要更高级别官员的推荐。反过来，中上层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定期定量为朝廷推荐备用官员。因此，官员要么被推荐(级别较低时)，要么推荐别人（级别升高以后），这种推荐关系代替了以往的门生故吏关系，成为宋代文官士大夫交往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员士大夫认为：“荐贤，所以报国”，[2]“臣子以身报国，未若荐贤臣”，[3]非常重视荐举活动。 崔与之一生仕宦中结交了很多官员，其中一些是政界名流，但更多的是中下层文官，他所交往的中下层官员，大多数在《宋史》中没有传记，就现存有记载的交往对象来看，多数与荐举制度有直接联系。本文对于和崔与之没有荐举关系的同年、同僚、友人等交往对象涉及较少，主要考察和他有直接荐举关系者。 ? 一、“诸台交剡争致”：崔与之的仕宦及其与荐举制度的关系 ? 宋代，为了贯彻文臣治国体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出身的人，往往可以直接获得官阶和实际职务（宋代称差遣），进士录取的名次决定其获得官职的高低。北宋前期，状元可以直接担任通判等要职，北宋后期到南宋，一般状元只授予次于通判的州府判官，名列中下等获得同进士出身者只能授予品阶最低的迪功郎之类从九品阶官、除授州县基层官员，如州一级的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县一级的主簿、县尉等职。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崔与之36岁，取得进士出身，获得“进士乙科”。他进士及第的名次不高，所以，初次入仕被委派到广南西路的浔州（治今广西桂平），担任司法参军。 司法参军的本职是协助本州正副长官知州和通判办理州级司法行政，特别是在断案时，专职负责从法律条文中选出判案适用的法律条文，同时，也参与少量财政管理事务。在边远地区，或者人口稀少，行政简易，往往州府属官设置不全，这时，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就兼任州一级政府未设官员的相关政务。如，崔与之任浔州司法参军时，就兼管常平仓的修缮和库存管理。在任期间，崔与之积极有为，并反对知州随意挪用常平仓的财赋，这不但没有引起那位官员的反感，反而深受其敬重，这位知州遂推荐了崔与之。 尽管受到了长官的推荐，崔与之回到吏部参选时，并没有马上得到新的职务。原因在于，北宋后期到南宋，官僚队伍人数远远多于政府机关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