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docVIP

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 ?????????????????????雷家聖 摘 要 南宋紹興十一年，宋高宗開始實行收兵權的政策，將張俊、韓世忠、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領，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淮西、鄂州三總領，掌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然而，宋高宗除了收兵權之外，更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紹興十五年，又增設四川總領，以箝制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力。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鄭剛中的過程中，總領都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本文的目的，即在對總領所在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總領，宋高宗，韓世忠，岳飛，鄭剛中壹、前言 167〈職官七．總領〉記載： 總領，四人。掌措置移運應辦諸軍錢糧，以朝臣充，仍帶幹階、戶部等官。朝廷科撥州軍上供錢米，則以時拘催，歲較諸州所納之盈虧，以聞于上而賞罰之。[1] 在此簡略的記載中，總領的職權似乎是負責措置移運諸軍錢糧，以管理財賦為主。汪聖鐸在《兩宋財政史》一書中認為總領所的職權：「專門負責供軍的，而不是掌管某一地域全部財計的財政機構，其性質接近於戶部、司農寺的派出機構。其所掌賦入，則大部分是原先隸於朝廷或戶部的州軍上供財賦、封樁財賦及禁榷收入等，每歲係由朝省定額科降調撥。」[2] 即強調其財政功能。不過，日本學者山內正博在〈南宋總領所設置に關する一考察〉一文中，認為紹興十一年（1141）設立總領所以來（四川設於紹興十五年，1145），由中央任命的錢糧官總領各地上供中央的財賦，除了主管軍費之外，更涉足軍政、行政等層面。山內正博氏指出，四總領所設置的原因，除了經濟上因南宋首都臨安的地理位置偏在東部，使得臨安不適合作為全國財賦的集散地；其他集散地的存在，並設立直屬中央的財務機關是必要的。此外，面對南宋初年以來日漸強大的地方武將勢力，也以財政為名設立總領所，對武將進行監察制禦。[3] 可見在紹興十一年正式設立總領之時，總領似乎除了管理財賦的功能之外，還負有集權中央、收兵權的政治任務。 「強幹弱枝，集權中央」是宋代的國策，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到南宋高宗收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的兵權，甚至陷害岳飛致死，都是此一「強幹弱枝」政策的實踐。自「靖康之恥」以來，宋高宗輾轉流徙於南方，以逃避金兵之追擊，幸賴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璘等將領的力戰，總算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然而，當宋高宗剛剛在南方站穩腳跟，便開始了收兵權的計畫。紹興十一年，高宗將韓世忠、張俊、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領，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今江蘇省鎮江市），設淮西總領所於建康府（今江蘇省南京市），設湖廣總領所於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三總領所掌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一方面控制軍隊的財政，一方面掌管軍事文書以直接控制軍隊，這即是三總領最初的設置目的。如果是為了集權中央的長治久安之策，這種作法尚無可厚非，然而宋高宗除了收兵權之外，更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的過程中，總領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總領的設置，與南宋收兵權政策，可謂關係相當密切。 除了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之外，紹興十五年，高宗又增設四川總領所於利州（今四川省廣元市），同樣也與秦檜剷除異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四川總領的設置，箝制了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力，最後使得鄭剛中被羅織罪名而罷職。 由上可見，南宋四總領所的設置，其背後有明顯的政治動機－－集權中央，剷除異己。執行的過程中，甚至使用了羅織罪名、構陷大臣的手段，而總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檢視。本文之作，目的在於對南宋集權中央、排除異己的過程中，總領所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貳、南宋初年的總領財賦官 [4] 《宋史》卷174〈食貨上二．賦稅〉亦記載：「建炎三年（1129），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馬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5] 可知總領財賦官始於四川的趙開，且其管轄之地域範圍限定在四川地區。 而四川以外的地區，總領財賦官的設置為隨軍而設，較無固定之地域。據《宋史》記載，宗室趙子潚「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6]，故時間應在建炎三年苗劉兵變之後。而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高宗紹興三年（1133）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專一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斛。」[7] 紹興六年（1136），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奏請：「於戶部長貳內輪那（挪）一員，前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