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戏”与盲动.docVIP

“儿戏”与盲动 　　一、第一次暴动将发时，钮永建与虞洽卿撂了挑子 　　l926年秋冬之际，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势如破竹。兵锋开始指向长江下游和江浙地区，上海气氛骤然紧张。上海，这个江浙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地富财丰，粮饷充足。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这里有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以外的地区，则控制在孙传芳手中。早在南昌被攻克之前，南方政府就派很多军官学校宣传队秘密来沪，据上海电通社称：“该队已受过苏俄式之宣传教育，原籍均属江浙两省，拟乘党军再举猛攻南昌之时，在本埠一带大事宣传。”东方社也证实“此间一部分学生工人与国民党策应，散布反对孙传芳传单……”。深秋已至，狂风正卷地而来，那铺满厚厚落叶的街道夹杂着白色的纸片漫天飞舞，此时的上海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中的小船，上下起伏。 　　自从夏超兵变之后，江苏方面的军人政客，一直酝酿淞沪自治的问题。钮永建，这名国民党资深革命家，从北伐战争开始后，就担任北伐军总参议，后又被派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策动上海武装起义。他一直准备寻机策动上海自治，但这有时似乎是一种奢望。根据一个旅京的江苏人从上海所获的电报了解，“钮永建等因江苏本身素无军队，缺乏实力，浙方又只能勉强自保，万无余力为苏人之助，故自治未能实行宣布”。由于孙传芳的嫡系军队已纷纷开到淞沪增防，夏超并不敢积极进取，形势已非，事实上钮永建等已无树起自治旗帜的可能。一般政客见局面不妙，对此事都保持冷淡，持观望态度。 　　此刻，正是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刻，又恰逢孙传芳后院起火。中共上海区委决定配合夏超的部队攻占上海，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迎接北伐军。其实，在此之前，中共上海区委已经酝酿着要在上海举行武装暴动。关于上海要不要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思想是明确的。为了加强对远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6年3月25日就决定建立远东局组织。据远东局主任维经斯基说，早在1926年7月份，他同意在上海的基本变革思想和计划，确定借助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上海发动自治运动，驱逐孙传芳。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一项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之后提出的。1926年7月12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通过《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据此，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在1926年9月3日上午举行会议时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此后，中共上海区委即积极地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各项准备。 　　按照区委的决定，中共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闸北举办了第一期军事训练班，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战术。随后，赵世炎还在几个大工厂办起小型训练班，从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中选拔对象，秘密组建起一支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当时上海工人武装仅130支枪，又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很差。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上海区委领导受“避免色彩及帝主（帝国主义）借口反赤”思想的束缚，把领导权交给虞洽卿、钮永建等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使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而孙传芳的部下、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指挥的部队除了主力第七十六旅外，还有1000人的步兵、2000名警察和海军舰艇若干，力量相对强大。以临时训练的一支业余的准军事队伍去跟正规化的军队碰撞，无疑是以卵击石。 　　因此，上海区委决定联络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力量和以钮永建为代表的军事力量，一起举事，藉此以增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实力。虞洽卿此时恰面临失去商会会长后的困境，正谋求东山再起，而钮永建的目标则是夺取上海政权。他们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正好借上海工人武装力量达成所愿。 　　钮永建是国民党政界和军界的元老，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派他潜入上海，在暗中策划北洋政府的中央海军起义。钮永建手中掌握着一支由旧军人、帮会分子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队伍，大约有3600人，虞洽卿则拥有500余人的武装商团。虽然各方怀有目的都不同，但由于中共此时还不具备独立领导工人起义的实力，中共上海区委还是非常重视同钮永建等的合作，决定共同举行武装起义。 　　钮永建成了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袖，中共负责组织具体工作。钮最初提议由他策动一艘军舰起义，以军舰开炮为信号，工人纠察队和他领导的帮会势力、商团同时出动，袭击高昌庙兵工厂，夺取武器。然后，按照计划先占领龙华，再占领整个上海。起义的时机选择在夏超的部队迫近上海时发动。然而，虞洽卿在起义准备的重要时刻借口离开上海去宁波避风头了。钮永建则以“物质上的准备尚未好”为由一直不愿提出作战计划。加上情报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