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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面面观 　　贞观之治，一个星汉灿烂、气象万千的不朽传奇，一个令中国人永世怀想、有着无穷魅力的伟大时代。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有着怎样的智慧与魅力，令国泰民安？武功赫赫、文采风流的初唐盛世又给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让千古称颂？ 　　以民为本：从来民众不可欺 　　以民为本，重视民众，让多数人安居乐业是一国兴旺繁盛的基础，也是昭示治世的最重要指标。民本思想以孟子“民贵君轻”说为典型代表，贞观年间，李世民将此说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黄金时代。 　　贞观初年，李世民就常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所谓“存百姓”，就是必须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起码也要能够生存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存百姓也是李世民治国思想的基石，他形象地比喻说，治理国家就好比栽树一样，如果深埋地下的本根不摇动，树就会枝繁叶茂。一国的君主如果能“清静”不扰民，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就是说，一个政权若过度暴虐，不懂安抚百姓，当百姓不堪忍受其苦之时，就会起来推翻它。很显然，李世民已经认识到君主的安危要受到下层民众力量的制约与影响，无疑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李世民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每次外臣回朝，他都要亲自召见，询问庄稼的收成、百姓的疾苦。贞观二年（628年），长安一带大旱，蝗灾严重，百姓衣食无着。心系灾情、烦躁郁闷的李世民到皇家苑囿中查看庄稼长势，顺势捉住几只蝗虫，正无处发泄无名怒火的李世民正好拿这几只倒霉的蝗虫撒气了。愤怒的大唐天子怒斥蝗虫道：“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贞观政要》卷八《务农》）说着就要将手中的蝗虫吞入腹中，皇帝的这一举动惹得左右大臣一阵骚动，纷纷上前劝阻：“千万不可如此，会生病的。”李世民回答说：“我就是要让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哪能因为害怕生病而逃避呢！”于是，不顾群臣力谏，当即吞下了蝗虫。其中虽不乏收买人心的政治表演成分，但能够“作秀”到此种地步，确也反映了李世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李世民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630年），他跟即将被派往各地的考察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又说自己在园子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能设身处地体会农民的“辛苦”，正是李世民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各州县时，派人亲到田间地头勉励农民耕种，不得举行送迎仪式。若迎送往还，必然耽误农时，影响生产，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李世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五年（631年）曾发生过举行太子冠礼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要多派士兵来防护。”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李世民宁愿屈礼而贵农，他下令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皇太子的成人“冠礼”是国家大事，李世民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李世民喜欢狩猎，以示不忘武备，但为了不妨碍农时，也尽量选择农闲时节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隋亡的教训与唐初的现实是李世民民本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隋末农民战争在短短几年里，将一个统一华夏、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大王朝一举推翻，给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极大震慑，迫使他们认真总结和汲取隋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派荒凉残破的景象。面对经济崩溃、百姓衣食无着、国家财用困乏的残酷现实，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以缓和矛盾，巩固统治新秩序，就成为贞观君臣的当务之急。 　　诤谏与纳谏：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不论皇帝如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严格的独裁与专制，也不能不给予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参与国事管理的权利――即一定内容和形式的“民主”。贞观年间，李世民广开言路，兼听纳下，君臣共商国是，谏诤成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民主”气息最为浓郁的时期。 　　李世民对纳谏的意义有深刻认识，这基于他承认这样的前提：国君并非一贯充满智慧，臣属也不是事事不如皇帝的愚昧之人。李世民本人虽然在唐朝建立和统一过程中立下显赫功勋，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缺点、从不犯错误的完人。因此，他特别强调倾听逆耳之言，不但在行动上求谏、听纳，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