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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兴国”论与儒家诗教论的比较 　　摘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学尤其是小说被认为是改造国民、革新文化、改良社会等重大的历史使命最得力的工具，“小说兴国”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被提了出来。这一理论与传统儒家的诗教论有怎样的相同与不同？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本文试从国家意识、文学受众和文学的地位来论述它们的关系。 　　关键词： 小说兴国论；诗教论；改造国民性；启迪民智 　　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38-04 　　“小说救国”论是梁启超提出的理论，他在1898年《清议报》上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第一句便说：“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1]第一次提出“政治小说”概念。其后又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2]在梁启超看来小说是实现救国和启蒙双重任务的不二法门。儒家传统的诗教论强调“文艺载道”、“以文治国”，主张文学应该具有温柔敦厚的诗风、文风，文学应该是“道”的反映，在儒家诗教影响下的读书人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目标。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从国家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学的地位来论述小说兴国论和儒家诗教论的异同。 　　一 　　无论是梁启超的“小说兴国”论，还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论，都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但是小说兴国论中的国家概念与儒家对国家的理解是不同的。在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明确的国家概念，“国”与“家”早期是用于指诸侯和士大夫的封地，朝代即国家是封建社会的共同意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主权不断丧失，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和思想。在与西方的科技、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横向比较中，曾今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子民——那些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为拯救时弊，放下了自己的高傲，积极向西方学习，为中国的未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梁启超便是其中有相当大影响的一个。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可以从《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和《新民论》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两篇文章中窥见。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3]梁启超认为的国家首先是一个“群”的概念，即个人并不能单独存在世界之上，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到作为自己存身的群体的利益，国家正是在这种群体中人人相互团结、相互帮助的基础之上的一个结合体；其次，朝廷（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 [4]不论是朝廷或是政府只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机构，而不是国家本身。在主张君主立宪政体的梁启超看来，如果政府的权限无限扩张，政府的政策有损于国家的发展、不利于国家与别国竞争，这样的政府就是民贼，就失去了合法性。梁启超所提的小说兴国论着眼点在于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关心国事，他主要是从社会功利目的来提倡小说的。 　　梁启超认为国家是与政府和人民相对立而存在的，这一观点与儒家将体现“道”的王权与现世王朝相分离有相似性。儒家至孔孟始，就有“道统”的理论主张。唐代韩愈作《原道》正式提出“道统”论说，一直到宋代的程朱理学进一步将道统论发展为一个精致的理论系统。道统论的提出，“本身即是针对元和佞佛之风，力图通过建立儒家的道统序列以同佛道相抗衡，目的在于重振儒学之权威。” [5]但是道统论确定了自己的人物谱系、历史沿革和哲学内核，这使儒士们有了共同的身份归属感，儒士用道统论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由此可见，儒家诗教论所服务的不只是现世的王朝而已，他们更注重对儒士推崇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的宣扬。 　　不论是儒家传统，还是梁启超，都在现世政权之上树立了一个具有统摄力的理念。但是儒家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实质还是代表一种王权至上理论，宣扬的是封建专制独裁，服务的仍然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观念，而不是梁启超已经从新定义过了的“国家”意识。梁氏主张的小说兴国论所要“兴”的“国”是具有近代民权内涵的“国家”概念，这与儒家诗教宣扬的“治国平天下”中的“国”与“天下”所具有的封建王朝属性是不同的。 　　二 　　梁启超的小说兴国论和儒家的诗教论在对待文学受众上，都采取了双重标准。维新变法的失败及变法失败后民众对因参与变法而遭杀戮的维新人士所变现出来的冷漠和麻木，使梁启超深受触动。因此梁启超极力倡言“新民”，并把新民当做改造社会、国家振兴的基础。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说：“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