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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和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率波动 　　摘 要：银行家和企业家信心与经济增长率波动之间以非对称的方式相互影响，非预期的企业家与银行家信心变动能够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济增长率波动仅稍微影响企业家和银行家信心，市场信心管理应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之一。激励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的政策既要讲究政策力度，又要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因信心调整具有刚性及银行家信心的衰减速度快于企业家信心，同时激励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关键词：信心指数；经济增长率；非预期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10-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2 一、引言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国内宏观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波动，2008―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比2007年下降4.6和5个百分点。由于海外需求骤减，许多外向型中小企业的日常经营面临困难，导致返乡农民工人数增加，就业压力增大。2010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继续，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依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处于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部分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关闭。市场情绪逐渐扩散，银行家与企业家的信心指数都略有下降。 　　从理论上讲，银行家与企业家信心能够分别影响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并引起社会资源再分配。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仅市场利率、货币与实物资产之间的配置比率出现调整，而且未来收益现值、风险资产的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实物资产的重置价值等经济决策因素都会发生变化，并最终通过企业是否实施固定资产投资与更新等决策，大规模地改变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趋势及短期波动。 　　二、文献综述 　　信心的本质是一种情绪化的心理预期。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市场信心影响经济波动的观点。首先，市场信心往往是非理性的，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凯恩斯（1936）指出，人类本性的特点（例如动物精神）会引发经济的不稳定，企业家情绪对于未来投资的多寡具有重要影响。过度乐观导致过多投资，形成繁荣。一旦这种过度乐观情绪所造成的错误被觉察之后，又迅速转变成不合理的过度悲观情绪，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断崖，经济活动由此进入萧条阶段[1]。Farmer和Guo（1994）将投资者动物精神视为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2]。在Akerlof和Shiller（2009）看来，自信心暗示人们的决策有可能不再是理性的，并通过所谓的信心乘数（confidence multiplier）多倍地放大宏观经济波动[3]。 　　其次，市场信心具备自我实现和顺周期的特征。Chauvet和Guo（2003）、Harrison和Weder（2006）认为，自我实现的悲观情绪使得美国在1929―1932年、1937―1938年、1969―1970年、1973―1975年以及1981―1982年陷入经济衰退[4-5]。Taylor和McNabb（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信心指数往往具有顺周期性。它可以较好地预测英国、法国、意大利及荷兰等主要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性变动趋势[6]。陈彦斌和唐诗磊（2009）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企业家信心能够影响国内的宏观经济波动。他们参照Harrison和Weder（2006）等的做法将企业家信心分解为基本面信心与动物精神。其中，动物精神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利率都有显著的短期影响，符合总需求冲击的特征[7]。 　　第三，诱发公众信心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往往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调整。除了公允价值可能表现出顺周期特征，银行信贷与资产价格也具有顺周期性[8-9]。黄荣哲和农丽娜（2010）提出金融稳定反馈环的作用机制，包括金融稳定政策在内的一部分宏观调控政策有时也会助长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心理[10]。张荣武等（2011）在经济周期背景下研究投资者心理偏差，并认为经济周期能够引发投资者的心理偏差，进而出现行为偏差。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投资者心理偏差会呈现出不同的态势[11]。 　　综上所述，市场信心与宏观经济波动互为因果。笔者认为，VAR模型比较适合研究此类问题。所以笔者将以银行家信心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以及经济增长率波动之间的动态联系为例，借助VAR模型着重研究市场信心的非对称传递及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与数据采集 　　依据文献综述，笔者首先假设银行家信心（bank）、企业家信心（biz）以及经济增长率波动（dy）之间存在反馈效应，如式1所示。A1，…，Ap等都是3行乘3列的待估参数矩阵，c1、c2、c3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