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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慈善思想与实践研究 　　[摘 要]熊希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与慈善家，他十分的注重慈善教育问题，在北京创办了著名的慈幼机构―“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的创办也是熊希龄慈善思想和实践的具体体现。熊希龄不仅吸收了当时西方先进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运作模式，同时也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教化和改变受助者，为近代慈善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开近代社会工作事业之先河。 　　[关键词]熊希龄；慈善思想；慈善实践；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与慈善家，虽近年来对熊希龄慈善事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但在整体研究中关于熊希龄的慈善事业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尚属罕见，而这又关系到对熊希龄慈善事业的深层次把握和现阶段社会工作专业对于熊希龄慈善理念和方法的借鉴与应用。本文力图通过对香山慈幼院的创办和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熊希龄慈善思想与实践的现代性问题，并对其做出合理的历史定位。 　　一、创办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1870-1937年），早年曾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积极参与倡导立宪运动，在兴教育、创实业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辛亥革命后曾在北洋政府中出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等职务。由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被迫辞职，后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在北京创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 　　1917年，顺直省区发生大水灾，据报纸记载：“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约一万里之广，盖无有不被灾之事”。[1]“受灾县达103个，村庄一万九千余，灾民逾600万人。如此浩劫，为北方五十年来所未有”。[2]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见到各地的灾民，因为乏食的原故，有的甚至将他们的儿女遗弃道路或标卖，于是“在北京设立了慈幼局两所，委托英敛之（英华）任慈幼局长，负责主持收养灾民的日常生活。”[3]。水灾平息以后，这些儿童先后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可是到了后来还有二百多儿童没有人认领，所以水灾督办处不得不设一个永久的机构来教育这些儿童。熊希龄请大总统徐世昌出面同前清皇室的内务府商量，将香山静宜园的地方拨出，创建香山慈幼院[4]，也把城内外贫苦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于1920年10月3号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随着规模不断扩大，1926年熊希龄决定改两校制为分院制， 在总院下设6个分院，即第一院蒙养部，第二院小学部，第三院中学部，第四院职业部，第五院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5]1930年后六院改为六校， 此时为香山慈幼院的全盛时期。香山慈幼院救助了一大批孤贫儿童，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 从1920年到解放前夕， 香慈毕业的学生多达6000余人[6]。 　　二、熊希龄的慈善思想 　　慈善思想是开展助人活动的前提，是每一个慈善家所应有的，并受其支配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真正慈善家，熊希龄慈善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熊希龄依据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吸收先进的西方慈善理念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去教化服务对象。 　　1. 慈善思想的转变过程及原因 　　由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迫辞去总理职位，这使熊希龄对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想逐渐退出政界。但1917年顺直省区的水灾使他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想法，当时政府请熊希龄主持赈务，他开始并不愿接受，但是政府提出：“谓须担负办赈责任，方能定议等语”。如若政府不能早日议定赈务“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基于此等情况熊希龄“遂不得不勉为其难”。[7]由此可见，此时熊希龄参与慈善事业只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被动的态度，而对助人活动的认识还也只是停留在同情的感性层面，并没有对助人事业产生“理性”的认识，其主观上没有完全认识到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自然不会产生科学的助人理念，更不能衍生出科学的助人方法。以至于在香山慈幼院创办之初遇到种种困难。 　　在创办香山慈幼院的过程中，熊希龄真正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的助人理念有了明显的改变。1932年1月在中华慈幼协会作的一次演讲中熊希龄说：“希龄服务社会有十五六年了，从前是政界生活，和老百姓隔膜太远，就不知道什么叫民间疾苦。自从民国五六年办理一回水灾，亲自下去勘察，才知道农村的生活状况，和我们政治界从前的错误与罪恶，就把政治看的淡了，毅然决然把它搁开，实力为社会服务。”[8]可见多年的社会服务经历使熊希龄的助人动机发生了转变，由同情百姓的施舍的态度转变为服务社会、为受助者服务的平等的态度。而尊重受助者、平等的看待受助者，把受助者放在助人活动的中心位置，正是现在意义上社会工作专业开展助人活动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慈善理念。 　　2. “人道主义”的慈善价值观 　　在助人实践的过程中熊希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助人活动的价值观，人道主义是对熊希龄价值观最好的阐释。在燕京大学的演讲中熊希龄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