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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摘要: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关键词: 魏源;《书古微》;《尚书》;微言大义
中图分类号: B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73-04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对其治学宗旨,刘逢禄曾有精到的概括,说他“治经好求微言大义”[1]。具体到《尚书》学而论也是如此,其代表作《书古微》的撰著目的之一就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2],这也是魏氏此书最为突出的学术特色。前人研究《书古微》,主要关注魏源对东汉《古文尚书》的考辨,这一点可以说已是了无余蕴,但是对其“微言大义”之学则所涉无多,使得魏氏《尚书》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彰,因此今日颇有研究之必要。
一、西汉经学之信徒
魏源曾观点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经学主张:“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3]可见魏氏将追步西汉经学作为自己的治学纲领,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一致主张,而将西汉经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学术根本予以表彰,则是魏氏的独特之见。
在魏源看来,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最能得孔子真意:“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传自七十子,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欧阳、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离其宗。”[4]然而《今文尚书》久已散亡,欲使西汉古义复兴,必须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料。魏源认为要发明西汉古义,必须以《史记》、《汉书》及《尚书大传》残本为主要依据:“西汉今古文既厄于东汉马、郑之臆说矣,至今存什一于千百,而微言大义绵绵延延,竟能回千钧于一发,使古谊复还者,何哉?则全赖有《史记》、《汉书》及伏生《大传》残本三者为之命脉也。”[5]不过魏源此书是否果真完全依赖《史记》、《汉书》及《尚书大传》呢?恐怕也不是。魏氏治经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他说:“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义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义者只以经文汇观而自足。”[6]治经有研奥义、玩大义两途,魏氏于此二者其实有所轩轾,“玩大义”才是魏氏治学的最高追求。细究起来,这一观念其实与他强调《史》、《汉》、《大传》的主张是矛盾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典籍中可以汲取的微言大义实在有限,不足以支撑魏氏的《尚书》学宗旨。既明乎此,我们再返观《书古微》,就会发现此书在考证河道、舆地等细微处时确实多征引《史》、《汉》、《大传》,但至于书中触目皆是的微言大义,主要还是魏氏自己独发神悟所得,与《史》、《汉》、《大传》所涉无多。甚至有些时候,魏源立说竟然不顾与《大传》之间的矛盾,如《尚书大传?金?》云“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但魏源却竭力否认周公有践祚之事。皮锡瑞对此即十分不满,他说:“魏源力辨公无摄王之事,谓《大传》但言摄政,未尝言践祚,则亦未考《金?》身居位之文耳。”[7]这是讥讽魏氏虽标榜西汉经学,治《尚书》却不考《大传》。所以,魏源以西汉经学之信徒自居,并非只是简单地搜罗遗说,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西汉儒生直接探求经典本意的方法。
二、庄刘学术之流裔
魏源曾问学于刘逢禄,从其所撰《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刘礼部遗书序》等文可以看出,魏氏对常州庄述祖、刘逢禄等人推崇备至,并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为职志。对于《尚书》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庄、刘等人也已注意及之。如庄述祖云:“《尚书》疏通知远之教,三代帝王大经大法略具,窃不自量,欲采集西汉以前诸儒传记为一书,以留微言大义于万分一。”[8]刘逢禄则说:“孔子序《书》,特韫神旨,纪三代,正稽古,列正变,明得失,等百王,知来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诗》。故曰《诗》、《书》、《春秋》,其归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义。”[9]可以说,作为常州后学的魏源在治《尚书》方面受到了庄、刘的显著影响。
《书古微》中有许多地方都采纳了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的成果,魏氏自言:“《金?》、《大诰》多取武进庄侍郎遗言,《书序》则兼采武进庄述祖、刘申受绪论。”[10]具体到阐发《尚书》中的微言大义,魏氏也多有取于前辈庄存与、刘逢禄,如《金?发微》云:“《书序》于成王之书九篇,皆大书成王主其事,以释周公称王之疑。而经文则于《酒诰》‘成王若曰’以发其凡,于《多方》则以‘周公曰’、‘王若曰’发其凡,以释假王莅阼之疑。此圣人特笔。”此处魏源所论,不论是“特笔”之说,还是周公未尝践祚称王之说,皆是继承庄、刘而来。[11]再如魏源论《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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